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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梁永、高宷之流并不是个例，而是所有矿监税使的缩影。这些太监在入宫前，基本都是穷困潦倒却又不甘现状的无业游民，为了改变命运、飞黄腾达，才会选择‘太监’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那切去是非根的一刀，也基本切去了他们的良知、羞耻心等人性一面。在宫中时，他们奴颜屈膝、百般邀宠、尊严和欲望极端压抑。一朝外放，他们仗着皇帝赋予的特权、密布天下的东厂特务网络，和招募的亡命之徒，自然要百倍补偿。那些压抑扭曲的贪念和对社会、尤其是对富人的仇视、以及无从宣泄的性压抑，都爆炸性的发作出来，因此表现的无法无天，恣意妄行，疯狂变态，给神州大地带来了一场旷世浩劫。
北到辽东，南迄滇粤，东至苏松上海，西抵陕西，中部如山西、两湖、江西无一幸免，全都惨遭太监们疯狂的蹂躏。越是富庶发达的地区，受害也就越重，尤其是江浙一带，原本就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中百业凋敝，现在又被太监们视为最肥美的猎物，自然遭到格外严酷的盘剥敲诈，民生急速萧条，市面无比冷清，与万历初年的繁荣景象，不啻天壤之别。
其中变化最大的，当数完全靠工商业承托起来的上海城。
嘉靖三十五年上海开埠，转年，在此设立市舶五关，将税等分为九则，止权行商，不征坐贾，对工商业几乎没有影响。上海也奇迹般的崛起在东海之滨，迅速成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市面一派泱泱万千的新气象。
然而万历十一年九月，朱翊钧任命原京城最大皇店宝和店的管事牌子孙隆，得到了矿监税使中最肥的差事——榷税苏松各郡，包括苏州、松江、上海城的税收。
到任之后，这位在北京城瓜地三尺的吸血鬼，命参随黄建节募集本地流氓头子汤莘、徐成等人，全都任命为税官，号称十二太保。
不得不承认，孙隆是个税收奇才，他总结在京城征税的经验，并结合当地特点，在关税之外，又开征了‘入市税’和‘机头税’。前者是对商品流通课税，由他手下的十二太保来完成。
办坏事要用无赖，真是千古不易之理，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流氓头子一旦上岗，其徒子徒孙便都摇身便为税务人员，苏松一带、水陆孔道的征税网点。立即密如秋荼。只要是入境的车船都会遭到盘查，百姓虽‘只鸡束菜，咸不能免’，更不要提那些源源不断向城市输血的货船货车了。
在万历皇帝钦定的税则之外，孙隆又巧立名目、各种加征；他的那些税痞恶棍也毫不客气的吃拿卡要，结果一船价值白银万两的货物，层层税关下来，竟要被课去超过八千两的税则。才能运抵市面出售。
而皇家银行带来的金融危机仍十分严重，银贵票贱的情况愈加严重，民众就是手里有真金白银，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花出去的。商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捏着鼻子收取银票，但在兑现遥遥无期的情况下。银票剧烈贬值是不可避免的。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面是物价飞涨，一面是银根紧缩，通胀和通膨同时降临。市民和商家都无以为继，导致‘吴人罢市。行路皆哭’，商家纷纷放弃上海苏松的庞大市场，希望通过内运转销的方式，避开恐怖的税关。
当市场上交易的人急剧减少，征税自然变得困难，但不要紧，孙隆还有第二招，征收‘机头税’。商人们以为不在苏松上海做买卖就能逃得掉？太幼稚了！
孙隆要求苏松江浙的纺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纱一匹，税二分……所织纱缎，悉付税关用印，而后准发卖。’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生产，每张织布机征税三钱银子，而织出来的纱布，先征税才许售卖。转眼间，苏松上海一带，与纺织业相关的工场商店铺行纷纷关闭，几十万织工，纱工，染工等从业人员，失业的境地。
昔日繁华如天堂的上海城，转眼就市面萧条，百业皆废，富商破产、小民失业，一片鬼哭狼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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