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村官的做法很让人费解，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三年，一旦有回城工作的指标，工作带头埋头苦干的留在了农村，消极怠工拖拉嬉皮的却回到城里。
时下塘埠头经常热议这方面的事，说吴畏高风亮节，自愿放弃回城工作，把指标让给了别人。这样的话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完全没有以往的那种虚荣感，反而差点没有把鼻子气歪，几度欲找村支书评理。这位要长相有长相、要文化有文化的年轻人，在那讲究革命本色的年代，也算是少年老成，形象上全然撇开小资作风。或许上天特别眷顾这位刚毅而又热血充盈的小伙子，高挺的鼻梁衬托着两道浓眉，目光深邃，但他永远保持朴实的形象，留着一成不变的小平头，一套草绿色的解放装，冬天当罩衣，春天当便衣，只有夏天放在箱底几个月。他是知青中的排头兵，从下乡那一天开始，一直坚守新青年的人生信条，在广阔天地里以身作则，不但生产实践不落人后，工作学习也向别人取长补短，下地劳动和公社社员一样戴草帽、打赤脚，风风火火地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可谁都不曾想到，现在回城指标却没他的份。
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一切是村大队在使坏，他们认为新农村也不是劳改场，为什么非得要接纳这群不入流的人。吴畏认为这个冤大头做大了，他很沮丧，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向后进青年靠拢。农田最繁忙的“双抢”过后，他瘫在床上装病三天，没想到村支书和大队长相继到床前看望，走后还叫来了赤脚医生。想起来都可笑，以前那几位捣蛋鬼身体不适，大队干部愣说是装的，说他是有意逃避劳动。现在想起来他们的所为，是错误的时代做了对路的事。表面上，貌似好青年大家爱，可农村那广阔的天地一旦喜欢你，在城乡差别的大背景下那就够你喝一壶了。吴畏简直肠子都悔青了，他想，这年代做先进也要掂量掂量，有时候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人的心理一旦不平衡，就会有极端的做法。入秋后，那天生产队分番薯，眼瞧着晒场上一摞摞根据户头人口分发的堆头，吴畏欲做坏青年的想法终于付之实施，他把两个正劳力的份量装进了自己的麻袋，然后从容不迫地扛走了。一个矮小娘们看到留下的番薯份少，知道被别人掉包了，恼得她在晒场上破口大骂：“哪一位断子绝孙的偷番薯，你不得好死！”
有人神神秘秘地告诉说：“可能是吴畏，有人看到过他在那个地方捣鼓！”
娘们气得双脚直蹦，闭着眼睛朝吴畏住的方向加大分贝叫骂。
鲍支书闻讯走过来，严肃地对她说：“你骂吴畏就等于诋毁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政策，你这样够得上批斗的资格，他干嘛要偷你的番薯，即使他拿去了，也是拿错了，革命青年那种觉悟，会要你几个番薯吗？”
村支书在那个时代很有威势，几句话说得娘们大气不敢喘。而鲍支书并没有就此收口，一脸恼怒地对她说：“跟我来，把地上番薯用箩筐装上！”
娘们不敢不听，一脸沮丧地挑着番薯跟在支书后面。
来到知青营，吴畏正在做晚饭，他看着支书和娘们进来，心里都想发笑。
鲍支书倒是很认真，他也算是白面书生熬出的老兵怪，稀疏的头发，模仿伟大领袖的发型，把自己装得扮很有革命气息。这会儿，他带着身后的娘们，从容不迫地走进吴畏的房门，笑容可掬地说：“吴畏啊！你可能把番薯拿错了！”
“是吗？”吴畏故作惊叹，这个时候还真不能说是自己有意偷换，那样会使村支书下不了台。他特意装出一脸惊讶的表情，拍拍脑门说：“我说这一次番薯分给我会这么多，害得我硬撑着挑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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