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先后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并击毙了有“名将之花”之称的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三混成旅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抗击日军的同时，还成功地进行了反“摩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朱良才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模范党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及时发现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先进典型。1946年1月，朱良才担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48年5月至1949年8月，朱良才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培养军政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8月，朱良才调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华北军政大学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时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朱良才，敏锐地发现这一指示对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建议军区雷厉风行地落实上级指示。华北军区接受建议并在首都北京召开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影响很快遍及全军。《人民日报》进行了详细报道。毛泽东看到报纸，在聂荣臻面前夸赞朱良才：对于党的指示，某些同志是雷打不动，充耳不闻！朱良才是“闻风而动”！1954年后，升任军区副政委。1955年至1958年任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他努力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基层党支部为基础，注意总结推广新经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为适应部队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曾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朱良才在战争年代曾三次负伤，两次伤未愈就出院，加上长期奋不顾身的工作，积劳成疾，身体十分虚弱。他在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期间，常常头痛。痛得厉害了，就吞两片止痛药。为了不影响军队建设工作，58岁的朱良才就执意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赞扬他思想开明，一心为党，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退出领导岗位后，朱良才非常重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文件。学习之余，朱良才回忆当年井冈山的战斗和生活情景，写出了《朱德的扁担》、《这座山，它革命！》等闪烁着我军革命光辉的回忆文章，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经常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他的模范行动，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品质。
朱良才是一位具有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的大将。在60余年的革命岁月中，他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顾大局，识大体，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他学习刻苦，勤于动脑，勇挑重担，严谨细致，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富有民主作风；他关心爱护干部，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坚持搞“五湖四海”；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对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树立了良好的家风。1958年，他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把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朱良才之举受到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称赞。
1989年2月22日，朱良才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朱良才把毕生精历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大损失。他的崇高品质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