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天津过年”等口号鼓舞下，以疾风骤雨之势，先后分路由省峰口、冷口等处越过长城，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进军途中，谭政及野战军政治部指示部队要利用一切空隙，开展政治动员，反复进行入关作战、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极其有力地保证了进军任务的完成。1948年12月17日至20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先后抵达天津地区，完成了对平津地区敌人的分割和战略包围。
“平津战役”开始后，谭政主管战前的政治工作。在战前进行攻坚战的各项准备时，谭政积极指导部队作好政治动员工作。他号召部队“打响进关第一炮”，争创打好仗、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战斗连队。在攻打天津前夕，谭政向部队宣布了“约法八章”，提出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的口号。这些行动口号和措施，保证了攻打天津的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攻克天津之后，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谭政，随攻城部队人城，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并于1月19日向中央军委写了《关于攻城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情况的报告》，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好评。中央军委于21日立即将此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借以鼓励全军士气，增强纪律性。“平津战役”之后，明中央军委的方针，为改编傅作义部队作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在饮马长江、进军中南、横扫国民党军残部残匪的艰苦斗争中，谭政针对该地区山脉连亘，河流纵横复杂地势条件及少数民族头人与国民党残匪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指导那队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以争取民心，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由于政策得当而及时，中南军区胜利完成了肃清国民党军残部、残匪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任务。
1949年5月武汉解放，谭政和陶铸在锣鼓声和百万市民的欢呼声中领导全市广大军民接收了武汉。为了保护江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确立革命新秩序，铺平接管城市道路，谭政和陶铸决定双管齐下，把接管与恢复生产结合起来，同步进行。首先严厉地打击了隐藏在城里的土匪、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接管工作铺平了道路。同时边接管边恢复生产，设法让失业工人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谭政以军管会的名义，把武汉工商界民主人士请到德明饭店来，用招待会的形式，让大家坐到一起，共同商讨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武汉大计。谭政还特地请来了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市长吴德峰、武汉警备司令肖劲光等出席招待会，共商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建设新武汉大计。 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将军之一，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谭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文献，后被中央军委印发全军学习。谭政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继而，谭政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谭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军政治工作期间，谭政参加了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和干部政治教育大纲、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制定，提出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新思维。井以此为题，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谭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是大大提高了。而我军在军事科学、技术和现代指挥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术的薄弱仍然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强调技术的重要，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和政治因素的作用。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在技术条件日趋复杂、兵种增多、战争更加残酷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技术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巩固部队的内部团结，发扬民主传统，使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发扬，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谭政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坚持原则，执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政治运动中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与指示，不搞扩大化。他高瞻远瞩，强调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措施。他还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大纲》、《军队中高级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和《海岛工作纲要》等重要文件。谭政作为我军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军事家和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以其求实的态度、积极的思维、辛勤的耕耘一一不断著书立说，对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建国后军队现代化建设，对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创建及其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谭政是一条硬汉，不仅为人正直，而且敢说敢做，为此多次和林彪发生冲突。特别是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屡次和林彪的提议发生抵触。在1960年3、4月份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没有布置宣传三八作风的有关事项，谭政对林彪所主张的“背警句”的做法深感疑惑。他就毛泽东主席的那三句话中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给毛泽东写信询问到底是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还是用“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批示用后者，谭政不仅在突出政治方面和林彪有所分歧，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和林彪的思路不能吻合，引起了林彪的极大不满。
尽管谭政的这些做法，并无反对林彪个人之意，但他如此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他所认识到的真理，敢于为了革命不去出卖原则。林彪虽然在1960年1月中央上海会议时还假惺惺地讲什么政治工作做得是好的，他很放心；但不久就多方挑剔、发难。林彪打击谭政是采取突袭的办法，他向中央提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政治思想工作。于是，继1958年、1959年之后的第三次以整垮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为目的军委扩大会议在1960年9、10月间召开了。9月14日正式开幕的扩大会议很快就成为批判谭政的场所，谭政所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被说成“仍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进而遭到批判。9月22日，在林彪的亲自布置下，批判谭政的斗争陡然升级，不但涉及谭政，而且还把总政治部另外两个副主任甘泗淇、傅钟给牵扯了进来，其中甘泗淇被说成“很有可能是彭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到了10月，便宣布谭政领导的政治工作“方向偏”了。他指责谭政与他既“不同心”，又“不协力”，对他的指示“雷打不动”。接着，就有人批评谭政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不是“举着”的，而是“扛着”的；随后，就升级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抵制“高举红旗”的“林副主席”了。他还被诬陷“为了贯彻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治部的四个部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林彪要求谭政必须就他自己的错误作出深刻的检查，谭政被逼无奈只好在10月18日草草写就《我的检讨》，谭政的检讨墨迹未干，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同时通过的还有深深打上林氏烙印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在扩大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要求对谭政的“错误”进行深入的批判，他说：“他（谭政）的错误不止《决议》中那些，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教条主义和‘反上’，还有历史的错误，要老帐新帐一起算。他的错误和问题要回到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去解决。”林彪在庐山讲话的特点于此又一次有所流露，那就是一旦某人给宣布“有错”，这个人的名字就很难在林彪的词典中找到，代之而来的就是第三人称“他”，对彭德怀如此，对谭政也如此。林彪就是要把谭政在总政治部系统内彻底批臭。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林彪讲话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60年10月25日到1961年1月25日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进行整风，对谭政开始全面的揭批。1961年1月，被撤销了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文化大革命中，谭政又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押解北京，作彭德怀的“陪斗者”。之后被关押了八年。后来毛泽东主席想起了谭政，问：“那个谭政哪儿去啦？”这才让谭政免去了牢狱之灾，终于让他穿上了往日他视为生命的军装。1980年，中共中央对谭政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1988年7月，谭政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11月6日，谭政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在共和国的将帅中，唯有谭政大将与众不同。这个由小学教员参加革命的“教书先生”，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敏锐的政治思维和特殊的战斗方式――运用手中的笔，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抒写了一幕幕有声色、威武雄壮的史诗，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独具风格的一代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