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9年 4月，离德国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再度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五路军奋起反抗，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五路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行动。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34年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1936年 春，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5-6月间，与沈均儒、邹韬奋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7年 2月中旬，同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6月下旬，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进步人士。1938年 6月14日，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1941年 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在香港沦陷前，宋庆龄乘最后一架班机离港抵渝，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945年 9月，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住所同毛泽东会见。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此时的国民党又发动内战，1946年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声明，要求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1949年6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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