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晚期技术革命发生前，中国出版业的类型出现了重大变化，时间上主要是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1796―1850），即19世纪上半叶。在19世纪晚期“古腾堡式的机械印刷”传入上海时，机械化出现了，而在此之前正发生四种变化，它们导向的正是所谓文学现代性的后期标志。
这四种变化包括小说的产量、发行方式、小说中表现的国际意识以及小说预期的读者构成。这些趋势的出现早于19世纪晚期印刷技术革命，也早于20世纪初期教育和文学生活中的变化。这表明在试图定义文学现代性时，必须既关注突然的外部影响或内部革命造成的因果变化的力量，也要关注连续性。
小说产量的增加约在1876年以后，上海出版业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小说的大量出版。这一领域的领导者是申报馆和上海书局等主要出版机构，它们对小说的重视是光绪年间（1875―1908）作为整体的出版时代的现代化和商业化的一部分，但有证据表明在此之前小说数量已呈现增长态势。
证据来自几方面。首先是王清原等所编的《小说书坊录》[1]，这部目录以书坊为组织单位。如果一家书坊成立于某个皇帝在位年间，并延续到随后的皇帝在位年间，它就被归类于最初出现的年间。以下数据是清代不同时期书坊的数目（表1）。
考虑到我们对后期书籍和书坊的认识多于对前期的，这些粗略的数字表明，直到乾隆末年，新的小说出版商的数量仍然相当低，嘉庆和道光年间有所上升，咸丰和同治年间略有下降，光绪和宣统年间则成倍增长。
18世纪晚期及以后的小说产量问题还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来考察。商伟发现了余志（1809―1874）在1837年编辑的一个书目，其中列出了116部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或*秽的书。余志来自无锡，编纂书目是为了响应苏州政府实行的禁书运动。
书目上的书籍彼此差异甚巨，有些是明末清初着名的艳情小说，如《国色天香》和《肉蒲团》；其他一些则无甚危害，包括《红楼梦》及其续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1参见商伟《〈石头记〉的接受和1791年至1919年的流行文化》
书目原文见余治《得一录》卷一一，（苏州）得见斋同治八年（1869）刻本，第10-11页。书目中有今天已不存的几部作品，包括一部《红楼梦》续作《红楼补梦》，对此书我们一无所知。书，这些书是乾隆年间及其后写成的。书目得到了江南65家出版商的支持，他们允诺不会重刻这116部书，但65家书商中只有最知名的8家在文件上签了字。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最有趣的是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期间江南出版商的命运来考察这部书目。书目上最知名的书商之一―苏州的扫叶山房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到重创，老板被太平军关进监狱，可能于1862年被杀。只是由于书坊背后有家族巨大的财富，书坊才得以重新开业，后来还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增开零售处，这样也使它可以在晚清与申报馆和上海书局这样的书商竞争。
王清原等编的《小说书坊录》中没有列出光绪年间之前扫叶山房的小说出版物，但我们知道至少一部有扫叶山房出版说明的小说《镜花缘》在1832年出现2。《小说书坊录》中的缺漏和常识使人相信，116部禁书的名单只代表1837年在流通中的众多小说书目的一部分。扫叶山房是否曾经出版过这份更大的书单上的小说，它们可能是禁书，也可能不是，但却被太平军销毁了？除扫叶山房之外签名的另外七家书商是哪些出版机构？《小说书坊录》的记录中缺失其中的两家―酉山堂和三味堂，其他五家出版机构如表2所示：
表2清代五家书坊出版的小说数量单位：种出版机构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同治年间出版日期不明总数书业堂（苏州书商）162523兴贤堂11文渊堂44桐石山房415文林堂1（道光年间）12总数252835这一概括给出了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的25部小说。凑巧的是，书业堂有4部小说（3部有日期，1部日期不明）出现在余志的禁书名单上：《今古奇观》、《反唐演义》、《拍案惊奇》和《国色天香》。
总之，这意味着八家机构在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出版了至少25部小说以及一部《镜花缘》，并且在1837年左右同意禁止出版另外113部小说（总共116部，减去书业堂出版的3部有日期的禁书）。这些数字表明当时已知或在流通中的小说有138部。假如算上没有日期的作品，总数则增至146部。可以想象的是，假如加上这些机构出版的所有未被禁的作品，真实的总数将会更大。
把这些数据结合起来，可以作出如下假设：这八家（可能还有其他）江南出版机构在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出版了大量小说，或者至少它们知道这些小说，即使可能被迫未能将其出版。
列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电子书目中。其中的三部出现于1837年前，其他的没有日期。参见1882年扫叶山房目录《扫叶山房书籍发兑》，重印本收录于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2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可参见编者序。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乾隆晚期小说产量大幅度增长，这可能是逐渐产生的，也可能是骤然出现的。
也许是由于禁书制度的减弱，《红楼梦》的影响，色情刊物的新时尚，或其他未知的原因。因为仅仅几年后江南遭受重创，使这一激增变得难以觉察。有必要作更多的研究来检验这一假设，但从手头现有的数据来看，这一推测是合理的。
禁书制度是此时期小说生产中的一个要素，乾隆年间禁书制度格外严厉[2]。《水浒传》是明清时期被禁次数最多的小说之一，它出现在余志的书单上。《小说书坊录》的数据表明，乾隆统治的60年中，前56年内《水浒传》从未出版过。形成对比的是，也有清初“纯情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它没有出现在余志的书单上）甚少或从未被查禁，它在清代以相当有规律的间隔持续出版。
但由于数据太少，我们无法对此下定论。正如在余志的例子中看到的，小说查禁往往在某地，而非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即便如此，在乾隆统治的大部分时期，被查禁的恐惧必然对某类小说的出版起到了抑制作用。
白话小说以外的作品使我们推测乾隆以后禁书制度似乎有所松动。例如，扫叶山房1697年刊刻了张潮编的文言故事和小品选《昭代丛书》，但直到1833年才进行重刻。另一个例子是周亮工（1612―1672）的书信选《尺牍新抄》，该书首次刊刻于康熙早期，乾隆年间重刻，但被禁，最后在道光年间重新刊刻。
禁书制度松动不可能是乾隆末期小说刊刻增长的唯一原因，需求量肯定也刺激了刊刻数量的增加。例如，1791年《红楼梦》的刊刻引发了数种续书，到嘉庆和道光年间仍被不断重刻。在1791年初刻本出现时，还没有任何已知的续书，但随后续书开始激增。第一部续书《后红楼梦》作于1791年至1796年间。紧随其后的有四部续书：有两部都名为《续红楼梦》，一部三十回，一部四十回；另两部为《绮楼重梦》和《红楼复梦》。
所有这些书的刊刻都不迟于1805年。这五部早期的续书奠定了后来者的基调，无论在启发后期续书中的特征，还是在体现对于女性人物和读者的普遍的高度关注上（此处下文还有论述），都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另外四部续书出现：《红楼圆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这些书的刊刻都不迟于1824年。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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