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时才刚刚抓起来，但明朝史书就已用“僇”字来描述袁崇焕的遭遇，可见“僇”这个字在明朝史书确实是指逮捕，而并非杀头。
那黄子澄的家人被抓后，有没有被杀呢，很可能是没有。首先、如果其家人被杀，那史书中应当有明确记载，而不会仅仅用一个表示逮捕的“僇”字。
第二、今天黄子澄嫡长子黄升的后人已经公开站出来，证明其祖先没有被杀，同时他还证明黄子澄次子黄旭也没有被杀。（按黄升21代后人黄修刚已公开站出来，拿出家谱证明黄子澄长子、次子都没有被杀。并指出现在江苏丰县范楼镇黄坝村几百口人，都是黄子澄的后代。）
最后，再附一些其它零散的资料：
建文四年，宁波知府王琎闻朱棣大军临近长江，决心保卫惠帝，急忙赶造战船，以参加南京保卫战。然而船未造好，朱棣已夺取政权，继位为明成祖。王琎对抗燕王，被卫卒缚捕押送到南京。朱棣亲自审问王琎：“造舟何为？”王琎大义凛然，如实对曰：“欲泛海趋瓜洲，阻师南渡耳。”朱棣罢其官放还故里。王琎回故里山东日照后，研究《春秋》与书法金石，得以善终。
都御使陈瑛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与此数者，勿问。”
清人邵远平厉辞指斥说:“当日文皇之暴，甚于赢秦;『奸』党之诛，烈于东汉。”
清乾隆皇帝见到北京觉生寺永乐初所铸大钟时，也写诗说道:“瓜蔓连抄何惨毒，龙江左右京观封。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诅赖佛氏钟。一欲籍撞柞散愤气，安知天道怜孤忠。榆木川边想遗恨，兔氏徒添公案重。”
既行杀戮，自然难免遭后人指斥，但具体地分析这场杀戮，则对于研究战争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这场杀戮作明显指摘的《立斋闲录》、《秘史》、《逊国记》、《七修类稿》等书，其所记史事，并不足以成为那些厉辞的依据。
明朝学者郎瑛（距永乐皇帝逝世六十三年）称：“予得诸文庙榜示『奸』恶官员姓名二纸，又传于文献者百廿四人。”这应该是比较完全的数字，而确具名者仅一百一十九人。其中许多人，如耿炳文、平安、何福等人，我们前面已作简述，再如东湖樵夫之类殉建文者，也都不是朱棣直接诛杀的。还有据传为方孝孺草诏的楼琏，“归而愤叹自缢。”叶希贤则或传其被杀，“或曰去为僧，号雪庵和尚云。”死生不详，亦入其中。在郎瑛所记名单中，这种清况颇多，实际上真正受到族诛的只有八十人。
练子宁妻黄氏带儿逃生，改名侯居练。至万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上疏说:“成祖有‘练子宁若在，朕尤当用之’之语。今既褒表忠魂，建祠致祭，其炆墓苗裔厚加恤录，而姻党犹蔽覆盆，如江西胡闰一族赤矣，内亲尽矣，犹抄解外甥分戌。若此者不一而足。乞查前项有在戌者，并议有还乡。”
“靖难之役”后的杀戮，比起朱元璋大杀功臣诛连四万，要逊『色』多了，但却招致了比朱元璋更为严厉的指责。这主要是由于封建正统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传统意识造成的。这场杀戮与朱元璋杀功臣不同之处有三:
一、朱元璋时期的功臣，被斥为图谋叛逆的寻党，建文忠臣却不然，尽管朱棣斥其为『奸』党，实际上却都是为忠于朱允炆而死，朱允炆颇为后世史家同情。相反，朱棣得位，在封建道德标准看，是有“篡拭”之嫌的。明代文人，不敢直接指斥朱棣，于是以鼓吹建文忠臣抒发已见，宣扬忠义，这在封建社会是受到鼓励的。
二、朱元璋所杀功臣，虽以开国功著，但多为新贵，与整个明代地主知识分子关系不深。“靖难之役”后杀戮的文臣，都是地地道道的地主知识分子。后来作史的文人自然对他们加以同情而显诸私著之中。
三、更重要的是这两场杀戮『性』质并不相同;朱元璋是为了保障皇权的集中和朱氏家天下的继承而除掉秉权的功臣，朱棣则仅仅为了自己名正言顺。
明清之际，明朝遗臣标榜忠义气节，对建文忠臣更为称诵，失真之处也就更多了。朱鹭早就看到了这点，他曾说:“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当世不书，后世其无书之者邪?与其为野史书，为后世书，传疑述讹，逐影寻响，涛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犹得以弥缝润饰其间，而不至滋万世之『惑』也。”
但是在这场杀戮中，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史料看到朱棣的另一个侧面。汤宗在建文初曾向朝廷告变，但朱棣却并未杀他。甚至有人向朱棣进谗劝杀时，朱棣却说:“帝王惟才是使，何论旧嫌。”。
成祖谓陈瑛日:‘朕初举义，不过诛『奸』臣齐、黄数辈，余人多有而用之。彼食禄，自尽其心。’又曰:‘诸巨尽忠于太祖，故忠于建文。联非恶尽忠于建文，但恶其导诱建文，变『乱』成法耳。’观成祖此言，岂深藏怒宿怨于心哉?
朱棣基本上留用了建文朝臣，这是由皇室夺位的『性』质决定的。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依靠武臣夺得皇位，即位后则必须依靠文臣治国，建文朝臣于是自然地成为了永乐朝臣。有这样一段材料，“上得建文时奏章千余道，使翰林侍读学士解给等阅其干犯者悉蟠之。既从容问:‘尔等皆宜有?’众未对，修撰李贯进曰:‘臣实无。’上日:‘尔谓无，忠耶?脱非恶尽心建文者，恶其导之坏祖法耳。事建文，忠建文，事朕，不必曲为覆。’”
户部尚书王钝于京城失陷后出逃，后来感到无处可去，又返回城中迎附。朱棣看不起他，说:“尔向辅建文，间肤骨肉，今何颜邪?’’但还是留用了他。后来他上书谈有关屯政之事，朱棣都采纳了。
当时有人认为建文时所用之人都应屏斥。朱棣说:这些都是我父亲培养的人材，“岂建文一二年间便能成就。”也有人认为，对这些人“虽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朱棣说:“改治必资贤才，天生才以为世用，随器任用，共理
天下，何必致疑。”。名臣夏原吉就是朱棣起用的建文旧臣，升任户部尚书，在永乐朝起了很大作用。
朱棣的这种作法，也影响到下边。王叔英募兵抗燕，未成而『自杀』。广德地方为之立墓，墓志中记述其事。有人说:“原采(王叔英)建文臣子，不为讳而表章之，非罪耶?”多数人则以为“不然，自古忠义士，各为其主。原采仕建文朝，故忠于建文，若仕于太宗朝，其忠于太宗也必矣。况两朝天下，皆太祖高皇帝所经营天下，两朝臣子，皆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也。”
“靖难之役”后，未参与“靖难”的官吏，曾心存疑虑。朱棣为此下诏说:“朕……思惟文武群臣，皆皇考旧人，推诚用参，纤悉无间。比闻群臣有人怀危疑不安于职者，此盖不达天命，不明联心故也。凡尔文武群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遗子孙者，岂异国兴仇怨之比乎?……故今所任几务之重，有密之严，非皆前日‘靖难’之人。此天下所明见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
永乐十一年正月，朱棣“救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永乐十四年，朱棣用胡广之言，停止追治“『奸』党”这场夺位引起的混『乱』渐趋平复了。“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诏谕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死义者家属，给还田产，子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即位后的朱棣对宣扬忠君的需要当然要超过对所谓“『奸』党”的追究。
经过“靖难之役”及其战后继续削藩，为明代皇权进一步集中奠定了基础。明朝三百年问，基本上遵循了洪武、永乐定制，投有大的改变。洪武为政严猛，建文又过于涣散。当时朝鲜太宗李芳远以为“大抵人心怀于有仁。”他对“建文宽仁而亡，永乐多刑杀而兴”很不理解，大臣赵浚说:建文“徒知宽仁而纪纲不立故也。”永乐一朝正是接受前两朝教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附孟森所评：
成祖以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对外，凡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假使建文承袭祖业，必不能有此。此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
成祖之不隳明业，在能遵太祖整饬吏治之意。，自永乐以来，历洪熙、宣德三朝皆未之改，故能固结民心，后世虽有祸败，根本不遽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