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的清朝学者赵翼不厚道地把诛十族和其他正史并列收入他的《廿二史札记》，由于《廿二史札记》流传较广，一些大学者如鲁迅等人深受影响，于是，诛十族的故事慢慢流传开来，以致现在几乎每本关于方孝孺的书都记载了“诛十族”一事，今日作者费了一些心思对其进行考证，希望能够还历史以真实面貌，揭『露』对明朝的污蔑和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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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铁铉女儿入教坊司的故事，到处都传得很热闹，可根据建文旧臣茅大芳的说法，他压根没女儿，就一个老婆，还『自杀』了。茅大芳是建文忠臣，铁铉的好友，他记载的东西应该比《国朝典故》之类的可信一些。
《国朝典故》中的一本：《立闲斋录》。书里是这么写的：“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还有，《南京司法记》：“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洪国公转营『奸』宿。又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妇』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丶贱材儿。又奏，黄子澄妻生一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都由他。”
《奉天刑赏录》引《教坊录》，记载和这个差不多。这些笔记故事十分猎奇，宣传效果明显，什么『淫』贱材儿啊，着狗吃了啊，语言新鲜而且生动形象，但是否真实？
在这些故事里面，甚至提到了铁铉的两个女儿沦落『妓』女后做的诗，铁铉长女写的是“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
经考证，此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诗作，范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
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皆好事伪作。
再说这乐户，乐籍制度始于北魏，犯罪者妻女为乐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惩罚制度，明代沿袭传统作法，籍没犯罪者妻女入教坊，明太祖朱元璋便“禁锢敌国大臣之孙妻女，不与齐民齿”，可见这是一种传统制度，并非成祖首创，也不能说明他特别无耻。
其次，教坊司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门。在上面引用的笔记记载中，我们仿佛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一个“『妓』院”的结论，但明代的教坊司，实际上是掌管宫廷礼乐的官署。《明史.志第三十七乐一》中记载：“太祖……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
明代对于宫廷宴乐和戏剧的重视当然来自于元代杂剧的繁盛，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受其影响，明代戏剧和宴乐都有极大的发展。教坊司作为国家礼乐机关，“统一负责天下乐籍的调配、教习与审核。明代以礼部祠祭司辖教坊司，以教坊司辖天下乐司及所在乐户，从京师到藩国到地方，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教坊司也正式成为朝廷上宣下化的礼乐机构”。（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概述》）
而教坊司中的女『性』，主要的职能是“女乐”，而非**。经后世演变，“『妓』”和“技”，“倡”和“娼”概念上渐渐开始重合，使得后人对教坊司的看法掺杂了一些想当然的成分，其实当时，此“倡”非彼“娼”。
明初官『妓』其实并不归教坊司管理。刘辰《国初事迹》中记载：“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员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
而直到永乐十九年，富乐院失火焚烧，才又重新起十六楼安置官『妓』，官『妓』的管理才又移回教坊司（徐子芳《明初剧场及其演变》）。由此可见，永乐初年的教坊司还比较单纯，应该只是宫廷掌管礼乐外加唱曲演戏的机关，承办各种宴会演奏。此外，禁止“文武官员”入院的法律规定，也不禁使人对“转营『奸』宿”、每日“二十余条汉子”轮丶『奸』的说法大为怀疑一般研究戏剧和教坊司历史的学者们也多半认为，罪臣妻女入教坊，是作为“在官”女乐存在的，只是卖唱而已，在当时看来当然比较羞辱了，尤其是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多年的良贱制度之下，但和那些**强暴之类的恐怖故事还是有区别的。
而且，明朝的乐人也并非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地位低下，比如成祖就经常召“京城名倡”入宫表演（《坚瓠集》：“齐亚秀者，京师名倡，常侍长陵宴”），宁王朱权也得意洋洋的描写“良家子”演戏的情景（《太和正音谱》）。
就算是明初，教坊司中的乐工队伍也应该比较庞大，如果每个女人的事情朱棣都要亲自批示，他未免也太闲了一些。尤其是时间分别在永乐二年和永乐十一年，都不是靖难发生的时候，过了这么久了皇帝还要关心这些，实在是匪夷所思。再说黄子澄妻生了孩子，干嘛早不报晚不报，一定等到十岁了才报呢？
而且，就在那个“『淫』贱材儿”记载的几乎同一时间，《明通鉴》上却有一条完全不同的记录——“永乐十一年正月……是月，倭寇昌国卫，诏宥建文诸臣姻党”。几乎在同样的时间里，难道朱棣会一边写着赦免“建文诸臣姻党”的诏书，一边又批什么“依由他”？实在很难想象。由此可见，关于建文旧臣妻女遭遇的故事，其实并不完全可信。
关于铁铉妻女的故事，清人写的明史中也只有这样一句：“燕王即皇帝位，执之至。反背坐廷中嫚骂，令其一回顾，终不可，遂磔于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并安置海南。”
几个版本之后，就变成了割其肉、下油锅，人都死了在油锅里照样翻不过他身子的神怪故事。《鲁迅全集》第六卷《病后杂谈》中写到，“俞正燮《癸已类稿》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
看起来，认为铁铉妻女都挂掉了的，有一个出处，认为铁铉没女儿的倒有两个出处，《国朝典故》里也只提到铁铉的妻子杨氏，并没提到他有女儿。而这个杨氏，在茅大芳《希董集》说的又是张氏。
另考，铁铉后人于永乐元年（1403年）避难至山海关，隐居今锦州地区，成为沈阳铁氏的祖先。如今，铁姓已成为辽沈地区望族。明末清初铁姓迁到沈阳的有铁福、铁仲、铁魁、铁桂、铁元等祖辈几代。有六人为官，其中铁奎、铁桂及其子铁范金，皆为清代较为显赫的军政官员。现存东北最大清真寺——沈阳南清真寺，为其后人铁魁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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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黄子澄的处理，逃过满清篡改的《国榷》是这样写的：“家僇六十五人，戍姻党四百余人”（《国榷》卷十二，第854页），翻译成白话就是：家里被抓了65人，亲戚被流放了400多人。
有人会说“僇”是杀的意思，是指杀了65人。“僇”这个字确实有“杀”的含义，但通常是指惩罚、逮捕的意思。在明朝史书中，“僇”的用法有严格的规定，与表示杀头的“戮”字有明确的区别。
如《国榷》在讲黄子澄下场时，对黄子澄本人用了“戮”字：“及被戮，彦修（黄子澄儿子）解役至京，收骸骨”，而对黄子澄被抓的家人则用了“僇”字：“家僇六十五人”，可见是有明确区别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僇”字在明朝史书中的用法，我还可以举出袁崇焕的例子。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下狱后，其部将祖大寿率关宁军出走，阁老孙承宗派人追上关宁军，想把他们劝回来，《崇祯实录》记载当时关宁官兵的回答说：“主帅已僇城上，又以火炮歼我，故逃避至此！”
而在《国榷》中，亦有“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的记载，这里的“主帅”，当然是指关宁军的主帅袁崇焕，按袁崇焕被杀是崇祯三年，祖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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