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时代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出现了众多发明创造，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如果我们将传说史料中炎帝与黄帝的发明创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物质生活方面，炎帝与黄帝都有许多发明创造，而在文化生活方面，黄帝的发明创造与炎帝时代比较起来更具有重大意义。
黄帝时代文字的发明
《拾遗记》卷一：“黄帝……始造书契。”这里的“书契”即指文字。不过，战国、秦汉人的著作则一致认为是黄帝之臣仓颉发明了文字，如《韩非子；五蠹》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论衡；对作》篇：“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论衡；订鬼》：“及仓颉作书，鬼夜哭。”徐《中论；治学》：“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文字发明以前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从传说和民族学资料来看，上古记事的主要办法有两种：一是结绳，二是刻契。《易传；系辞下》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结绳的时代大约在神农氏以前，而刻契符号的使用，大致在神农氏至黄帝时代。到了黄帝时代，经济文化生活的进步，使得结绳记事已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仓颉从“兽蹄鸟迹”之中，捉摸出一套方便适用的交流手段，从而发明了文字。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曾指出：黄帝“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史与文的关系，可以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甲骨文“史”作、、，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史从“中”，“又”是“手”，“史”字表明一人手持“中”（典册）。
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刻契符号。1976年在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中，发现40片骨质记事工具。它由切割加磨的骨片制成，骨片的大小和形式基本一致。在骨片中部的一边或两边，刻着一至三个数量不等的缺口。与此类似的骨刻，在西宁朱家寨也曾出土。
距今7000―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是一支早期新石器文化。在河南，以豫中为中心分布于新郑、密县、登封、巩县、中牟、长葛、鄢陵、郏县、漯河、舞阳、扶沟、项城、商水、临汝、渑池、潢川、方城、淇县等地，共发现五六十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新郑及其周围地区，是我国古史传说中少典氏生息、繁衍之地，在这里发现裴李岗文化不是偶然的。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在骨笛、龟甲和石器上均有刻画符号，其中如“口”形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中的“目”字相似（《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第六次发掘报告》，《文物》，1989年第1期）。这些刻画符号应该是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的先声。
原始社会晚期还发明了记事符号。1949年后多次发现有关实物，仅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7处。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发现100多个共约32种刻画符号。其后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合阳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