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京，朱厚熜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熜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皇帝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朱厚熜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但是，朱厚熜余怒未息，命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明代士大夫的风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越滑越远。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至此，世宗解决了‘谁是我的父亲‘的问题，明确地表明孝宗朱祐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讽刺的那样，既然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孝宗当作世宗的臣子吗？这里面无疑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时候，也总是议论纷纷。为此，学者『毛』奇龄曾专门写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礼议》的文章，从经学的角度专门探讨明代人疏于知礼。但是，今天看来，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皇权的专制力量之强大。后来，议礼一事还不仅停留于此。世宗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节制皇帝的随心所欲呢？晚明学者黄景■说得好：‘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其实，后来世宗的随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礼议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来越远。
世宗『迷』信道教，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典型的。他为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大概凡是道士们喜欢使用的字词，在嘉靖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了，真是可笑至极。例如，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把自己当作道教的神仙。
从16岁始，世宗就开始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从嘉靖二年（1523）起，世宗的斋醮活动就开始受到群臣的关注与劝谏。第一个诱引世宗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可能是太监崔文。在四月份给事中张嵩的上疏中说：‘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醮供，请圣驾拜奏青词，是以左道『惑』陛下，请火其书，斥其人。‘闰四月，杨廷和也劝皇帝不要『迷』信道教：‘斋醮祈祷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指出斋醮活动是道教之人假借来骗衣食的，虚诞诬罔。但是，世宗浑然不以为意。群臣在劝谏斋醮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及要皇帝‘宫寝限制、进御有时‘、‘亲幸有节‘，要节制女『色』。一个刚刚即位才一年多的17岁皇帝，竟然就开始『迷』上道教与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么的空虚。所以，世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堕落得最快的一个。在世宗在位的45年中，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与道教有关。比如说嘉靖朝严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蓝道行借扶乩（ji）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概括地说，世宗的信道活动中，前后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邵元节，一个是陶仲文。世宗所宠幸的道士中，唯二人恩宠日隆，始终不替。
邵元节：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还在正德年间（1506～1521）的时候，宁王朱宸濠就曾经礼聘他去宁王府，但遭到拒绝。因此，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后，邵元节非但没有受牵连，反而被道人们认为‘有识‘而受到尊崇。嘉靖三年（1524），『迷』恋道教的世宗召邵元节入京，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中，专门掌管祷祀之事。显灵宫在宫城之西，修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嘉靖初年，皇帝还专门修建显灵宫的昊极通明殿，用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宝月光后。邵元节的法术，很快就在不久的一次求雨中应验了。这让皇帝很高兴，同时也增加了对邵元节的信任。他封邵元节为真人，让他主管朝天、显灵、灵济三个道观，总领天下道教。从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十八年（1539）病逝，邵元节无疑是世宗最宠幸的道士。皇帝还曾派人在邵元节的家乡贵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宫。
陶仲文：在邵元节之后，他的朋友陶仲文取代了邵元节的位置，专宠20年。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吏、辽东库大使。后来，他来京城，就住在邵元节的邸舍中。宫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节年老不能去的，就让陶仲文代替去办。从嘉靖十八年（1539）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陶仲文成了世宗身边最受宠的道士。嘉靖二十年（1541），陶仲文进少师，兼少傅、少保。在明代历史中，兼领‘三孤‘的只有陶仲文一人。由此可以想像世宗对他的宠爱。据说，陶仲文其人虽然极受世宗的宠爱，但行事却小心慎密，不敢恣肆。这也许是他长年能受宠于世宗的主要原因。世宗『迷』信道教，虽然也有因为道教的法术在解决一些求雨、祈嗣等问题上有所应验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是想要寻找长生之道。有学者指出世宗信道，前期主要是为了长生，后期主要是房中术。在道士的理论中，房中术正是养生术之一种。从道士那里，世宗学来的长生之道有二：一是斋醮，二是采阴补阳。斋醮刚才说过，就是建道坛，斋沐之后，向神仙祈福。斋醮时必须向上帝呈奉祝词，即青词。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为绿章。世宗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第二项长生之道采阴补阳，实际上变成了世宗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的借口。根据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论，世宗养生除了主静、主诚、主敬之外，不需要特别地节制自己的『性』欲，而只需要掌握一定的房中秘术并与童贞的处女交配，就可以达到采阴补阳、延年长寿的效果。为此，在嘉靖一朝，为皇帝炼制春『药』成为道士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春『药』有多种，其中以‘红铅‘（或叫‘先天丹铅‘）制成的小『药』丸最为有名。
世宗所要服用的‘红铅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因此，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间选宫女，每次数百人。这些宫女，一方面是为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则是充当世宗泄欲的工具。在‘红铅丸‘中，还有中草『药』、矿物质及秋石等成分。秋石，据说也是用童男、童女『尿』炼制而成。据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明代道士所炼的秋石，实际上即从大量的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剂。也就是说，秋石方的加入，即是使红铅丸具有春『药』的功能。依靠着这些『药』物，世宗再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所谓的‘采补‘。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采补‘之术即是把少女当作炼内丹的‘炉鼎‘。这种交配态度，其实对于女方是一种变相的摧残。此外，世宗命令宫中的宫女们每天日出时分就去御花园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许多宫女因此累倒，病倒。暴戾、好『色』的世宗，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中发生了一次宫女谋弑皇帝的宫变，史称‘壬寅宫变‘。宫变的主角杨金英、邢翠莲等纠集十余名宫女，在十月二十日晚上用黄绫布几乎将世宗活活勒死。这件事情的最终后果，是十余名宫女连带受皇后嫉妒的端妃曹氏被凌迟处死。而且，世宗从此对于冷森的宫城心怀怯意，干脆就搬出了宫城，住到了西苑的万寿宫，专心地修起道来。
但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世宗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纵欲与滥服『药』物，只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嘉靖四十四年始，世宗就开始重病，次年十月，寿终正寝。此时，距邵元节死27年，距陶仲文死6年。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又怎么可能延续别人的生命呢？也许，世宗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也许还梦想着自己即将真的成为‘真君‘或是‘仙翁‘呢！
谁做我的宠臣
嘉靖一朝，有宠臣，无权臣。世宗虽然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就一直偏居西苑，但却是乾纲独断，掌控着朝廷大权。这虽然是明代皇权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结果，也是世宗自身的『性』格所决定的。世宗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让他产生出极强的自负心理。有些学者说世宗是一个‘自大狂‘。这句话丝毫不错。明末的黄景■说世宗‘集众美自居‘，即把自己看做是非常完美的人。实际上，世宗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人。在有着这样一种心态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夸。明代中叶有一位大臣叫做王守仁的，是一个大哲王守仁手札学家、军事家（正德年间他平定了宁王叛『乱』），世称阳明先生。嘉靖初年他在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乱』之后，给朝廷上了一道报捷的奏疏。疏中说了自己‘永除百年来两广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类的话，结果招来了世宗一顿‘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的责骂。这件事说明，在世宗眼里，没有能臣，只有听话办事的奴才！嘉靖年间，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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