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朱厚熜
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在位时间之长，在明代十六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
在位期间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在明代皇帝中，他的权术也许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残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荒诞、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弄权术，却交集于他的身上。他也许是最能够体会专制皇权的优越『性』的一个皇帝。他的堕落，非常迅速，而且彻底。他的刻薄寡恩，也算明代皇帝中很突出的一个。总之，本来他应当是在湖广安陆府一个王府中守规矩的世子和王爷，却最终因获得了皇位而被皇权扭曲成为一个怪物。似乎，一切都开始于‘大礼议‘—一场与他亲生父亲有关的政治争论。
谁是我的父亲
‘大礼议‘过程中文官『政府』的分化及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投机或顽固心态，使他对于一般的官员们非常轻蔑，并失去与士大夫们对话的兴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制着权柄，并且永远高深莫测。孟森对于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议礼‘二字概括。那么，何谓‘大礼议‘？大礼议的实质是表明了明朝皇权正统的转移，即帝系从孝宗、武宗一系转到世宗一系，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亲兴献王。大臣们与世宗所争论的问题就是，新即位的世宗与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孝宗为伯父？还是称孝宗为父亲？如果称孝宗为父亲，那么世宗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世宗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的皇权杨廷和像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专制权威。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诞的武宗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没有子嗣继承。武宗去世，『政府』的工作实际上已落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身上。杨廷和与内阁其他大学士商议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由于朱厚熜在当时是宪宗皇帝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其父兴献王朱■跟孝宗是兄弟，按照伦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次日，太监谷大用、驸马都督崔元、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出发赶赴安陆，迎接朱厚熜前来即位。谁也不会想到，迎来的15岁的朱厚熜竟是如此难以对付。从正德十六年（1521）始至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依靠一部分臣工们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大部分朝臣对立了整整4年，而在这一过程中，朱厚熜一步步走向强硬和专制。杨廷和更没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遗诏，竟然一开始就成为朱厚熜迫使他改变立场的利器。遗诏中用武宗的语气说：‘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遗诏中最关键的是最后四字‘嗣皇帝位‘。所以，当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到达北京城外的时候，进城的礼仪就成为第一个问题。礼部员外郎杨应奎、郎中俞才拟定的仪注，是照准皇太子即位之礼的，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朱厚熜看过之后，就对身边的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是让我来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当时，朱厚熜所能真正依靠的亲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后来，袁宗皋以从龙之功任内阁大学士，由一个正五品的官员升至一品大臣。但在当时，朱厚熜无疑是以一人之力对抗当时的文官『政府』。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熜以遗为依据，就是不同意。最后，张太后命杨廷和等人先实施‘劝进‘这样一个程序，等于在形式确认朱厚熜为皇帝，然后再按皇帝的仪式让朱厚熜入京。朱厚熜当即受笺，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而是立即受笺，由大明门入，朝见太后、武宗皇后，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后来的人说，这件事说明朱厚熜的心中‘早有定见‘—即‘继统不继嗣‘。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有这样的主见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袁宗皋说：‘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但是，我们看来，这也许说明朱厚熜在王府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朱厚熜的父亲据说‘嗜诗书，绝珍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长大的朱厚熜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因此，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上，朱厚熜小胜。但是，接下来的‘大礼议‘，竟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朱厚熜‘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朱厚熜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祐■惟一的儿子朱厚熜过继给孝宗为子而正式成为武宗的弟弟，以继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祐■，继承王位。对于这样拔萝卜似地拔来拔去的安排，朱厚熜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朱厚熜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手续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朱厚熜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也许，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来为皇帝讲话。直到七月，事情仍悬而未决。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孝宗的儿子么？认为朱厚熜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宪宗的。而且，张璁说：‘现在要迎养圣母来京，称皇叔母的话，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番议论，在朱厚熜听来，自是高兴，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因此，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朱厚璁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惩办呢！于是，他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这样，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的；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的。
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世宗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朱厚璁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但是，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许初现了朱厚璁专制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朱厚璁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朱厚璁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一月，朱厚璁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意思说，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朱厚璁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
‘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熜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也许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朱厚熜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参加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熜继嗣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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