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流离失所，其悲惨程度难以想象。用现代的话说，那是每天都在死人。古代交通运输不发达，汉武帝时24石粮草，运到前线时只剩1石。正是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强权中央大『政府』。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效组织起足够的人力物力，发展水利，抵抗自然灾害，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强盛，社会才能发展。所以中国能屡屡消化外来民族的入侵，虽多次四分五裂却最终走向统一，正是中国自然条件需要中国统一，唯有统一才能发展，才能使一个王朝长治久安。
因此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必须是建立在适应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国家的强盛，取决于中央集权程度，取决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程度。评论中国古代王朝是否强大，不是看他对外打了多少胜仗，也不是看国内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而是要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有多大，中央是否有能力把尽可能多的农民纳入到国家户籍制度中来。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豪民富商大量占田，多至数百倾，富过王侯。地主zhan有大量的肥田沃土，广大农民却逐渐破产沦为无田可耕的流民，大量原本向国家缴纳赋税的百姓成为豪强地主的奴婢。奴婢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所以大量奴婢的出现增强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势力，却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锐减。灵帝后期开始卖官鬻爵，正是财政入不敷出的一种表现。
原本，冀州有两种农业生产形式。其一，就是以豪强为代表的地主集团，他们zhan有大量的土地和奴婢。地主为何要兼并土地？当然是要为自己产生更多的财富，那么压榨奴婢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体，富裕的地主自然会驱赶着奴婢们拼命劳作。而且为了生存，他们也会卖力的工作。其二，就是自耕农。但是随着连年兵『乱』和灾荒，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了。他们要么沦为盗贼，或者直接加入黄巾军。要么就是沦为奴婢，成为豪强地主的私人部曲。
如果寇邵要抑制兼并，并且解决奴婢问题，那么势必触动豪强们的利益，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和抵制。不过好在黄巾起义将冀州的豪强来了一个大扫『荡』，而且州府还接收了大量的无主荒地，使得州牧的权力得到空前的强化。
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所以地主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购买更多的土地。而商人有了钱之后，也会选择购买土地，然后再让自己的子女读书考功名，从而由被抑制的商人变成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所以要想抑制土地兼并，首先提高工商业以及商人的地位，把大量资本从土地上吸引到工商业领域中来。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首先就要解决这些掌握了大量财物的地主们的思想问题。按照此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果要把商业的地位一下子拉的高过农业，非但地主们接受不了，就连知识分子阶层也不可能接受。所以，寇邵只能循序渐进的搬出一个人来，此人便是王符。
为了达到目的，寇邵提出了新的“重本抑末”的思想。不过，这里的本不光是指农业，还包括生产百姓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品的手工业，而末则是指奢侈品制造和流通。东汉以降，商品货币经济凋零，在商品构成中，服务于门阀士族的奢侈品更加突出。王符《潜夫论·务本》中说：“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而国计愈失矣”。地主为了得到更多更精美的奢侈品，势必加大对农民的剥削，奢侈品市场越繁荣，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就越利害，社会矛盾被激化的也更加快。
所以，寇邵的新法令就规定，包括酿酒在内的奢侈品制造业在内，私人不许经营。至于盐铁、矿山的买卖和开采权也全部收归国家所有，设盐铁令，重新实行盐铁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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