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座位，坐下。周围的考生陆陆续续地来了，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发呆，有的在紧张地搓手。他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但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金色——太阳快出来了。
第一门，政治。
卷子发下来，他扫了一眼，心里有底了。选择题不难，辨析题也不难，论述题是“试论***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他深吸一口气，开始答题。笔在纸上沙沙地走，像春蚕啃桑叶。他写得很顺，脑子里的东西像水一样流出来，不用想，就自己流了。他写了***的南方谈话，写了改革开放，写了香港回归，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了两个多小时，写满了答题纸。
走出考场，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照在梧桐树上，枝条上的芽苞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一颗颗小珠子。他站在教学楼前，深吸了一口气。空气还是冷的，但比早上暖了一些。他想，妈，我考得不错。您放心。
下午，英语。
这是他的强项。卷子发下来，他先看了作文题目——“The Importance of Perseverance”。他想了想，写了一个从黄河边走到上海的故事。没有写自己，写的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永不放弃的人。他写得很顺，词汇和句式从脑子里涌出来，像黄河的水，挡都挡不住。
考完英语，天已经黑了。他走出考场，路灯亮着，照得路面明晃晃的。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妈，英语也考得不错。您放心。
二月十五日，考研第二天。
上午，数学。这是他最拿手的科目。卷子发下来，他一道一道地做，像在走一条熟悉的路。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证明题。每一道题都似曾相识，每一道题都做过类似的。他做得很顺，笔在纸上飞快地走，一个半小时就做完了。他检查了一遍，改了一个计算错误，然后交卷。走出考场的时候，监考老师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点惊讶。
下午，专业课。船舶工程综合。这是他的命，是他这辈子要做的事。卷子发下来，他先看了最后一道大题——设计一艘护卫舰的船体结构，计算它的总纵弯曲强度，并用有限元法校核局部强度。他笑了。这道题，他在课程设计里做过，在毕业论文里做过，在梦里做过无数次。他拿起笔，一步一步地写。公式、推导、计算、校核。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每一个数字都精确无误。他写了两个小时，写了满满六页纸。
考完最后一门，他走出考场，站在操场上，深吸了一口气。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操场上有人在踢球，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晒太阳。他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忽然觉得，世界真美好。
他回到宿舍，赵磊问他：“考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啥意思？”
“应该还行。”
赵磊笑了：“你每次都这么说。然后成绩出来，又是第一。”
河生没说话。他坐在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凉凉的，慢慢变暖。妈，我考完了。考得还行。您放心。
二月下旬，河生回家了。
母亲的病情稳定了，出院了。她坐在炕上，盖着被子，脸色还是蜡黄蜡黄的，但比住院前好了一些。看见他，她笑了。
“考完了？”
“考完了。”
“考得咋样？”
“还行。”
“那就好。”她点点头，“你大哥说，考上了就是研究生了。比大学生还厉害。”
“妈，您别听他瞎说。研究生也是学生。”
“那也是厉害的。”母亲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干裂的河床被水滋润了。
他在家待了几天。每天给母亲熬药、做饭、喂鸡、扫院子。他做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他，不时说一句：“你别干了，歇歇。”他说：“不累。我在学校也干活。”
三月中旬，河生回到了上海。
考研成绩出来了。他站在系里的公告栏前，看着自己的成绩：政治九十一分，英语九十三分，数学一百分，专业课九十八分，总分三百八十二分。数学满分。专业课第一。总分第一。他站在榜前，看了很久。然后他去找孟教授。
“孟老师，我考了多少名？”
孟教授看了看他，笑了。“专业第一。总分第一。数学满分。你考上了。”
河生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他没有擦，让它流。流在脸上，热热的，咸咸的。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大哥，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德顺爷。他想，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该多高兴啊。
“谢谢孟老师。”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孟教授看着他，目光很温和，“陈河生，你是我这些年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你的基础扎实，思维敏捷，做事认真，有毅力，有韧性。你有成为优秀船舶工程师的一切素质。但我希望你记住，这只是开始。研究生阶段，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航母设计，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你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能做到吗？”
“我能。”
“好。”孟教授点点头，“我相信你。”
那天晚上，河生坐在宿舍里，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大哥，他考上了研究生，专业第一，总分第一，数学满分。他说，他会继续努力的。他说，等研究生毕业了，他就去造船，造最好的船，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
信寄出去后，他躺在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铃铛凉凉的，慢慢变暖。他攥着铃铛，闭上眼睛。
妈，我考上了。专业第一，总分第一，数学满分。您高兴吗？您要好好的，等我毕业，等我挣钱，等我带您去看病。
四月，河生开始写毕业论文。
他的题目是《航空母舰飞行甲板设计与分析》。这是他一直想做的题目，也是孟教授给他的题目。他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飞行甲板是航母上最关键的结构之一，要承受飞机起降的巨大冲击，要抗高温、抗腐蚀、抗疲劳。设计一个好的飞行甲板，需要深厚的力学知识、材料知识、工艺知识。但他不怕。他想做这个题目，他喜欢这个题目。
他开始查资料。图书馆里关于航母的书，他借了一大摞，堆在桌上，像一座小山。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俄文的。他从最基本的开始看——飞行甲板的受力分析、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制造工艺。他每天看十几个小时，看到眼睛发花，看到脖子发硬，看到手发抖。但他不觉得累。他觉得，他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件他这辈子都想做的事。
最难的是飞行甲板的抗冲击分析。飞机着舰的时候，速度很快，冲击力很大。飞行甲板要能承受这种冲击，不能变形，不能开裂，不能损坏。他用有限元法，把飞行甲板分成一千多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列一个方程，一千多个方程，用计算机求解。他算了一遍，结果不对。又算了一遍，还是不对。他检查了边界条件，发现有一个地方设错了。他改过来，再算一遍，结果对了。飞行甲板的最大应力在许用应力范围内，变形也在允许范围内。他松了一口气。
然后是飞行甲板的抗疲劳分析。飞机每天起降几十次，一年就是几千次，十年就是几万次。飞行甲板要能承受这么多循环载荷而不发生疲劳破坏。他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美国海军用的是一种叫做“损伤容限设计”的方法——假定材料中已经存在初始裂纹，然后计算裂纹扩展到临界尺寸所需的循环次数。他用这种方法计算了飞行甲板的疲劳寿命，结果是二十万次起降，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
他把计算结果写在论文里，一章一章地写。绪论、理论基础、有限元模型、计算结果分析、结论。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要斟酌，每一个公式都要核对，每一张图都要反复修改。他写了半个月，写了三万字。然后他拿给孟教授看。
孟教授看了三天，然后把他叫到办公室。
“论文我看了。总体不错。但有几个问题。”他翻开论文，指着其中一页，“这里，你的材料参数用的是手册上的标准值，但实际材料有离散性，应该用统计值。你重新算一下。还有这里，”他翻到另一页，“你的载荷谱用的是简化模型，但实际载荷是随机的，应该用概率方法。你改一下。”
“好。”
河生回去改了。他查阅了大量材料试验数据，用统计方法重新确定了材料参数。他学习了随机振动理论，用概率方法重新计算了载荷谱。他重新建了有限元模型，重新算了应力和变形，重新算了疲劳寿命。又花了一个星期，改了五遍。然后他把修改后的论文拿给孟教授看。
孟教授看了，点点头：“好多了。但还不够。你的论文缺少实验验证。理论计算是一回事，实验结果才是真理。你应该做模型试验，验证你的计算结果。”
“怎么做？”
“去水池实验室，做一个缩比模型，在疲劳试验机上做加载试验，测应变、测位移、测裂纹扩展。用实验数据验证你的计算结果。”
“好。”
河生去了水池实验室。他设计了一个缩比模型，比例是1：10，材料是铝合金，尺寸是两米长、一米宽。他在模型上贴了应变片，装了位移计，然后放在疲劳试验机上，加载循环载荷。试验做了三天三夜，采集了上千组数据。他用这些数据验证了有限元计算结果，发现误差在百分之五以内。他把试验结果写在论文里，论文的厚度增加了一倍。
五月，论文完成了。五万多字，一百二十页，包括理论分析、数值计算、模型试验、结果讨论。他把论文装订好，封面上写着：
航空母舰飞行甲板设计与分析
船舶工程系94级 陈河生
指导教师 孟宪成教授
一九九八年五月
他把论文交给孟教授。孟教授看了，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好。这是我指导过的本科生论文中，最好的一篇。”
河生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他没有擦，让它流。
五月下旬，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五位教授组成，孟教授是**。河生站在讲台上，用半个小时介绍了自己的论文。他讲得很流利，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答辩委员会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宣布结果：优秀。全票通过。
孟教授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恭喜你，陈河生。你的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这是你应得的。”
河生握住孟教授的手。孟教授的手很瘦，很凉，但很有力。“谢谢孟老师。没有您，就没有这篇论文。”
“不。没有你的努力，就没有这篇论文。”孟教授看着他，目光很温和，“陈河生，你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我希望你继续努力，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船舶工程师。为中国造最好的船。”
“我会的。”
六月，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宿舍里的气氛变了。以前是热闹的、喧嚣的、充满活力的。现在是安静的、沉默的、带着伤感的。赵磊不再大声说话了，张伟不再嚷嚷了，刘建国不再埋头做题了，陈志远不再慢条斯理地讲他的苹果电脑了。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有人在打包行李，有人在卖旧书，有人在写毕业纪念册，有人在拍合影。楼道里到处都是纸箱和编织袋，到处都是“一路顺风”“常联系”“保重”的声音。
河生也在收拾东西。他把四年的课本、笔记、试卷、论文，一摞一摞地捆好，放在纸箱里。他把那些英文参考书挑出来，准备送给刘建国——他也要读研究生了，需要这些书。他把那本《aircraft carrier design》放进书包里，这是他最珍贵的书，他要带走。他把林雨燕的信和照片，一封一封地整理好，用橡皮筋扎起来，放在枕头底下。他把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摇了摇，叮——很轻，很远。
赵磊走过来，坐在他旁边。“河生，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能。”
“什么时候？”
“不知道。但一定能。”
赵磊叹了口气：“我舍不得你们。”
“我也舍不得。”
赵磊忽然哭了。他哭得很厉害，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流了一脸。河生从来没有见过赵磊哭。赵磊永远是那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人，永远在说笑话、开玩笑、活跃气氛。现在他哭了，哭得像一个孩子。
“别哭了。”河生说，“又不是生离死别。”
“我知道。但我就是忍不住。”赵磊擦了擦眼泪，“河生，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的最牛逼的人。从河南农村考到交大，从不会说普通话到英语考九十分。你是我最佩服的人。”
“你也牛逼。”河生说，“你是北京人，但你没有瞧不起我们农村来的。你对我们好，请我们吃饭，给我们带东西。你是好人。”
赵磊又哭了。这一次，河生也哭了。两个人坐在床上，抱在一起，哭得像两个傻子。
张伟走过来，看着他们，也哭了。刘建国走过来，看着他们，眼睛红了。陈志远走过来，看着他们，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走，喝酒去。”赵磊说。
六个人去了学校后面的那个小饭馆，“老地方”。王姐看见他们，笑了：“毕业了？来，今天我请客。随便吃。”
他们要了十几个菜，两箱啤酒。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空心菜、西红柿蛋汤、红烧肉、炒鸡蛋、炖鸡块、凉拌黄瓜、油炸花生米、酱牛肉、卤鸡爪、拍黄瓜。菜摆了一桌子，酒摆了一地。
赵磊举起酒杯：“来，兄弟们，干杯。为了四年的兄弟情。”
“干杯！”
六个人干了第一杯。
张伟举起酒杯：“为了交大。为了船舶系。”
“干杯！”
六个人干了第二杯。
刘建国举起酒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为了河生。你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祝你前程似锦。”
河生愣了一下。刘建国从来不主动说话，从来不主动敬酒。今天他主动了。河生举起酒杯，看着刘建国。“建国，你也优秀。你考上了研究生，我们还能做三年同学。”
两个人干了杯。刘建国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他低下头，吃了一口菜。
陈志远举起酒杯，慢条斯理地说：“为了苹果电脑。没有它，你们的有限元都算不出来。”
大家都笑了。赵磊说：“为了你的苹果电脑，干杯！”
六个人干了第四杯。
河生举起酒杯，站起来。他看着这五个人——赵磊、张伟、刘建国、陈志远，还有不在场的方卫国。他们是他在上海最亲的人，是他在异乡的兄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家庭背景。但他们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了四年，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看书，一起打牌，一起喝酒，一起哭，一起笑。他们吵过架，拌过嘴，但从来没有红过脸。他们是兄弟。亲兄弟。
“来，兄弟们，”他说，“为了咱们的友谊。为了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四年。”
“干杯！”
六个人干了第五杯。
那天晚上，他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赵磊说，他回北京以后，要去造船厂工作，造驱逐舰。张伟说，他回南通以后，要去渔船厂工作，造渔船。刘建国说，他读研究生，将来去研究所，造潜艇。陈志远说，他要去美国留学，学计算机，将来造自动驾驶的船。河生说，他要留在上海，读研究生，学航母设计，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
“咱们说好了，”赵磊举起酒杯，“十年后，咱们再聚。到时候，河生造出了航母，我造出了驱逐舰，建国造出了潜艇，志远造出了自动驾驶的船，伟哥造出了渔船。咱们中国海军，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六个人一起喊。
酒喝完了，菜吃光了，天也亮了。六个人走出小饭馆，站在街上。上海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路灯还亮着，照得路面昏黄黄的。梧桐树的叶子在晨风里沙沙地响，有几片叶子飘下来，落在他们肩膀上。
“兄弟们，”赵磊说，“我走了。”
他一个一个地拥抱。抱到河生的时候，他抱得很紧，很久。“河生，保重。”
“保重。”
赵磊走了。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到街角，他忽然停下来，回过头，朝他们挥了挥手。然后他转过街角，看不见了。
张伟走了。陈志远走了。
最后，只剩下河生和刘建国。两个人站在街上，看着他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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