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襄公的曾孙，血缘上属于晋国公室正统，且因长期在周王室生活，沾染了周礼熏陶，形象贤明，成为最佳人选。
当晋国使者抵达洛邑，向周简王说明来意时，周简王虽对晋厉公的遭遇抱有同情，却无力干预晋国的内部事务。作为早已丧失实际权威的周天子，他深知维系与晋国的关系至关重要——晋国作为姬姓诸侯国，是周王室在中原地区为数不多的“同姓屏障”。因此，周简王不仅应允了晋国的请求，还亲自在王室宗庙为公子周举行了送别仪式，以周天子的名义认可其继位的合法性，试图通过此举维系周王室与晋国的宗藩联系。
晋悼公即位时年仅十四岁，却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他深知晋国的症结在于卿大夫势力失衡与内政废弛，继位后迅速推行改革：在政治上，他平衡栾氏、中行氏、赵氏等卿大夫家族的权力，既安抚政变有功的栾书、中行偃，又重用贤能之士，整顿官场腐败；在经济上，他减免百姓赋税，鼓励农业生产，修复因长期战乱受损的农田水利，让晋国的经济实力快速恢复；在军事上，他重组晋国军队，强化军纪，选拔优秀将领，提升军队战斗力。短短数年，晋国便摆脱了内乱的阴影，重新凝聚起国力，为后续再度称霸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简王十四年（公元前572年），在东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却成为春秋中期动荡局势的浓缩写照。这一年，天下并未因晋悼公的继位而迎来和平，反而呈现出“多方混战、危机交织”的复杂局面，周王朝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
东南方向，楚吴混战的战火依旧炽烈。自周简王初年吴国崛起以来，吴国便不断袭扰楚国东部边境，此时更是趁楚国在鄢陵之战战败、国力受损之际，加大了进攻力度。吴国军队凭借灵活的水军战术，沿淮河逆流而上，先后攻占了楚国的钟离（今安徽凤阳）、居巢（今安徽合肥）等战略要地，甚至一度威胁到楚国的东部重镇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为应对吴国的攻势，不得不从北方防线抽调兵力，导致其对中原诸侯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南方格局愈发混乱。
中原地区，晋楚争霸的余波尚未平息。尽管鄢陵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但并未完全放弃对中原的争夺。楚国一方面暗中联络郑国、陈国等小国，试图重新拉拢盟友；另一方面则联合秦国，在晋国西部边境制造摩擦，牵制晋国的精力。而晋国虽在晋悼公的治理下逐渐复苏，但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暂时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能通过外交手段巩固与中原诸侯国的联盟，形成“晋守楚扰”的对峙态势，中原地区的和平依旧脆弱。
对周王朝而言，这一年更是充满危机。周简王不仅要面对外部诸侯混战的压力，还要应对王室内部的困境——此时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仅有洛邑周边数百里，财政收入微薄，甚至难以维持王室宗庙的祭祀开支；王室军队不足千人，连抵御周边小国侵扰的能力都没有。更严峻的是，部分诸侯已不再按时向周王室缴纳贡赋，甚至拒绝履行“朝聘”义务，周天子的“共主”地位进一步沦为虚名。周简王虽有心改善局面，却既无兵权，又无财力，只能在洛邑的王宫中，眼睁睁看着周王朝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公元前572年九月，周简王姬夷在洛邑王宫病逝，在位十四年。按照周礼，大臣们为其拟定谥号“简”——在周代谥法中，“一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这一谥号既体现了周简王在位期间“坚守周礼、尽力守成”的态度，也暗含着对其“无力扭转衰局、政绩平平”的评价。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东周王室国力衰微，周简王的陵墓并未留下明确记载，其葬处至今仍是历史谜团，如同他所统治的时代一般，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模糊。
周简王的离去，恰似东周日薄西山的国运缩影。他在位的十四年里，始终以“守成”为己任，试图通过遵循周礼、维系与诸侯的宗藩关系，延缓周王朝的衰亡。他曾多次派遣大夫前往晋、楚等国调解纷争，也曾努力维持王室内部的秩序，但在诸侯争霸的大趋势下，这些努力终究杯水车薪。他的无奈，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东周王室丧失实际权威后，历代周天子共同的命运写照——空有“共主”之名，却无“统治之实”，只能在诸侯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周简王死后，其子姬泄心继位，是为周灵王。然而，周灵王所继承的，并非一个稳定的王朝，而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织、影响力日渐衰微”的烂摊子。继位之初，周灵王便面临着两大挑战：对内，王室财政枯竭，大臣之间因权力分配产生的矛盾日益尖锐；对外，晋楚争霸仍在继续，楚吴混战愈演愈烈，诸侯们愈发无视周王室的存在，甚至在会盟、战争等重大事务中，仅将周天子视为“名义上的象征”，不再征求王室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灵王虽也曾试图有所作为——例如尝试加强与晋国的合作，借助晋国的霸权维护王室体面；努力修复王室与周边小国的关系，争取贡赋支持——但终究未能改变周王朝衰亡的大趋势。此后，周王室的影响力不断萎缩，逐渐从“天下共主”沦为诸侯争霸的“旁观者”，甚至在后续的历史中，不得不依赖强大诸侯的“保护”才能存续。东周的历史，也在周灵王的统治下，继续沿着“动荡与衰亡”的轨迹缓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