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章渐渐发现，这个从中央来的女军官，和他想的不太一样。她不摆架子。来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她端过“上峰派来”的谱，没见她拿腔拿调地训过人。她对哨兵客气，对伙夫也客气，该敬礼敬礼，该问好问好。她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藏着掖着。
更重要的是，她不搞小动作。王铭章最怕的是她在背后搞事——今天打个小报告，明天递个密信。但薛晴没有。她做什么都摆在明面上，宣传就宣传，问话就问话，从不遮遮掩掩。王铭章让赵渭滨去私下打听，赵渭滨回来告诉他：“她每天除了宣传，就是整理材料，写报告。报告写得规规矩矩，没什么出格的。”王铭章听了，没说话，但心里那根弦，松了一点。
那两个跟班，王铭章也看在眼里。
林若男那个小丫头，没什么心眼，见了谁都笑嘻嘻的，在食堂打饭被人插队也不恼，端着碗站到后面去。有老兵逗她：“妹子，你是中央军还是川军？”她想了想，认真地说：“我是薛队长的兵。”老兵们听完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
李怀远却截然是另一副模样。他话少、守礼，从不多言半句。见王铭章敬礼，见团长营长敬礼，见连长排长也照样敬礼，礼数周全得挑不出半分错处。营里渐渐还传开一桩趣事——这李怀远身上揣着三包烟，见了团长营长递三炮台，见了连排长散老刀，见了班长与普通士兵便掏哈德门，上下都打点得妥帖，从不显半分厚薄。
王铭章听了，非但没笑，眉头反倒紧紧拧了起来。他把赵渭滨叫到一旁，沉声道：“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赵渭滨在军伍里摸爬多年，这点门道一眼便透，只淡淡一笑：“能卖什么药？不过是会来事，想着四处套套近乎罢了。”
王铭章却摇了摇头。
他总觉得这人身上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异样——太过规矩，太过妥帖，规矩得不像个军人，倒像个政府官员。他再度叮嘱赵渭滨：“那个李怀远，你多盯着点。”
“有不妥之处？”
“眼下倒看不出什么。”王铭章沉声道，“可就是看着，让人不舒服。”
赵渭滨不再多问，只轻轻点了点头。
王铭章自谓阅人无数，看人还是有几分准头的。几番观察下来，他觉得薛晴是可信的，至少目前是。
但有一件事，像根刺扎在他心里，让他始终不痛快。
师部里有几名营级军官，早年间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这些日子，接连被叫去政训队问话，一进去就是一两个时辰，出来时脸色都不太好看。王铭章见自己部下受了委屈，自然坐不住，私下找薛晴谈过两次。
第一次，他开门见山：“薛队长，那几个军官跟我多年，他们的底细我清楚。打鬼子，他们不会含糊。你这么查来查去，底下人心不稳。”
薛晴站在他面前，腰背挺直，语气不卑不亢：“王师长，特殊时期，属下只是公事公办。”
王铭章看着她，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点了点头：“行。”
第二次，隔了几天，又一名留日军官被叫去问话。王铭章再次去找她。这次他语气重了些：“薛队长，我跟你交个底。那几个军官，要是有问题，我亲自把他们绑到重庆去。要是没问题——”他看着她，没往下说。
薛晴还是那句话：“王师长请谅解，特殊时期，属下只是公事公办。”
堵得王铭章无话可说。他回到办公室，在椅子上坐了半天，跟赵渭滨说：“这丫头，软硬不吃。”
赵渭滨问：“那几个军官，真有问题？”
“有个屁问题。”王铭章没好气地说，“她查完了，不也没事吗？她就是走程序。可她走的这个程序，我拦不住。”
赵渭滨想了想，说：“那你拦她干什么？让她查。查完了，没问题，底下人也踏实。”
王铭章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知道赵渭滨说得对。可他就是不舒服。那几个军官是他带出来的兵，他护犊子。可薛晴那句话“公事公办”，他挑不出毛病。她是上面派来的人，她走的是上面的程序。他拦不住。
他叹了口气，拿起桌上的文件，又放下了。窗外，薛晴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还在讲三民主义。他听了两句，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关上了。然后他又推开，站在窗前听了一会儿。他想起薛晴那句话——“我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打仗的。”他承认，这丫头，是来干事的。可干事的方式，让他这个当师长的，有点不是滋味。
他转过身，拿起军帽，推门出去了。操场上，薛晴正站在队列前，阳光照在她脸上，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她没有看见王铭章。王铭章站在操场边上，双手背在身后，听她讲完最后一段。他没走。这一次，他听完了。然后他转身，回了办公室，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