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顾府的时候，已是深夜。顾言深刚从书房出来，洪喜站在廊下，脸色不太好看。“少爷，上海传来的消息。”他递上一封电报。顾言深接过来，就着廊下的灯扫了一眼。电报不长，只有几句话：陈梅生绑了宋汝章，关在军营里，要五十万两军费。
他看完，把电报折起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夜风从廊下穿过，带着初冬的寒意，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地响着。他站了一会儿，才开口：“请伍先生来一趟。”
伍仁芳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亥时。他穿着一身半旧的长衫，头发花白，面容清瘦，可那双眼睛依然亮得很。这位司法总长是顾震霆的老部下，早年留学英国，学的是法律，做官几十年，最讲规矩。顾言深把电报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眉头皱起来。
“陈梅生这是要干什么？”他把电报放在桌上，声音不高，却带着几分火气，“绑票绑到银行家头上来了？他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清末？还是他陈家的私牢？”
顾言深没有说话，只是给他倒了杯茶。伍仁芳接过来喝了一口，又放下，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这件事，我来处理。”他说，“他陈梅生不是要钱吗？那就让他知道，这钱不是这么好拿的。”
第二天，《申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署名是伍仁芳。文章不长，措辞却极严厉：“行政与司法之权限截然有别，捕获权为法庭之特权，无论何人，不能行使捕获之权。沪军都督以军兴为名，擅捕商民，拘押至二十余日之久，此乃藐视法律，侵犯司法之行为。”文章一出，上海滩哗然。
茶馆里有人念，饭馆里有人传，街边卖报的扯着嗓子喊：“看报看报！司法总长质问陈梅生！”陈梅生看了报纸，脸色铁青。他没想到伍仁芳会亲自下场，更没想到这个老头子一出手就这么狠。他想了一夜，第二天让人在《民立报》上回了一篇。文章写得很长，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军兴之际，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宋汝章所掌中国银行，存有大量官款，理应由都督府接收，他拒不配合，便是妨碍公务。
伍仁芳看了，冷笑一声，提笔又写了一篇：“非常之时，亦在法治之下。若人人皆以非常为名，擅行捕获之权，则国将不国，法将不法。沪军都督以军费为名，强索商款，此与盗贼何异？”
这话说得极重。陈梅生看了，气得把报纸摔在桌上，骂了一句脏话。他的幕僚们劝他不要再争了，再争下去，只会更难看。可他不听，又让人写了第三篇。这一回，他不再讲道理了，只反复强调宋汝章“拒不配合”“延误军机”，要求中国银行“立即拨付官款”。
伍仁芳的第三篇文章，写得比前两篇都短。“宋汝章案，非关军费，乃关法治。今日都督可捕银行经理，明日省长可捕商会会长，后日将军可捕报馆主笔。人人皆可捕人，人人皆在被捕之列。此非民国，乃乱世也。”
文章登出去之后，上海商界震动了。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商人，纷纷站出来声援宋汝章。钱业公会、总商会、各业同乡会，联名上书，要求陈梅生放人。连租界里的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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