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里的第三条，公开可核查来源的认定标准，参照ITU和BIS——你和谁确认过这个认定标准在国际法律实践中是否有判例支持？”
“和施泰纳教授讨论过方向，具体的法律判例支持由孙晖补充。”
“孙晖。”吴振邦在那头喊了一声。
孙晖把手从桌面上端起来，靠近话筒。
“吴司。ITU和BIS的技术数据标准在WTO贸易便利化协议和巴塞尔协议III的审查条款里有过引用，作为公开可核查来源的认定参照，在法律上有先例基础。”
“你在巴黎的时候核实过？”
“核实过。”
“好。”吴振邦的声音停了一下，“第二个问题。意大利次级节点——你在补充条款里给了意大利一个次级节点的技术接入条款，这个安排，是你自己的判断，还是经过了协调？”
这个问题不简单。
“自己的判断，基于谈判需要。”李思远说，“巴黎节点合规审批如果走欧洲央行技术委员会预审通道，需要法德意三方共识，意大利是缺的一方，给他们次级节点是交换条件。”
“你有没有考虑过，给了意大利次级节点之后，其他弃权国——比如韩国、印尼——会不会也要求同等待遇？”
李思远在椅子里坐直了一点。
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会。”他说，“但次级节点和核心节点的区别在条款里是写清楚的——次级节点的表决权重更低，技术接入范围更窄，部署推进由委员会统一排期。这个区分可以覆盖后续其他国家的类似诉求。”
“但你现在只给了意大利，其他弃权国还没谈。”吴振邦说，“在正式谈判桌上，意大利拿到的东西会变成一个参照点，其他国家会以此为基准来要价。你给了一个前例。”
这个逻辑是对的。
李思远在桌边停了一秒。
“这个前例是可控的。”他说，“因为意大利次级节点的条件不是无条件给的，是和技术委员会预审投赞成挂钩的，其他弃权国想拿同样的条件，需要有同等的资源来交换。”
吴振邦在那头没有马上接话，安静了大概四秒。
“那我第三个问题。”
李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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