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10月23日，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离开的那天早上，维也纳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筛面粉。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门口，最后看了一眼那块褪色的招牌——“科胡特咖啡馆”。他从来没有改过名字，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科胡特是第一个信任他的人。一个信任，值一块招牌。
费伦茨站在他身后，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他的独臂拎不动太重的东西，皮箱里只装了几件衣服和那把擦杯子的抹布。抹布是他自己带的，说是“纪念”。
“你真的不跟我去？”雅各布问。
“不去。我老了，经不起折腾。”
“那你去哪？”
“回匈牙利。我女儿在佩斯，她说可以养我。”
雅各布转过身，看着费伦茨。那张被岁月和疤痕切割过的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不舍，而是一种疲惫的、认命的平静。
“费伦茨，”雅各布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摇了这么多年风扇。”
费伦茨笑了。“你这个人，临走了还说这种话。”
雅各布伸出手。费伦茨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握住了。
“保重。”雅各布说。
“保重。”
雅各布转身，上了马车。保罗坐在马车里，怀里抱着那本地理图册和那个用铜线和磁铁做的小电动机。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的维也纳，看着那些灰蒙蒙的房子和湿漉漉的街道。
马车启动了。费伦茨站在咖啡馆门口，一直看着马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然后转身，锁上了门。
门锁发出“咔嗒”一声，像一声叹息。
火车站在维也纳的第九区，一座巨大的、铸铁和玻璃构成的建筑，像一只蹲在地上的钢铁巨兽。火车头喷着白烟，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月台上挤满了人——送行的、接站的、旅行的，各种各样的人，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
雅各布牵着保罗的手，穿过人群，找到他们的车厢。车厢很旧，木质的座椅上刻着乱七八糟的字——有人刻名字，有人刻日期，有人刻“×××到此一游”。雅各布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让保罗坐下，自己坐到对面。
“科恩先生，”保罗看着窗外，“我们会经过布拉格吗？”
“不会。布拉格在北边，我们在南边。”
“那会经过什么地方？”
“格拉茨、卢布尔雅那、然后到的里雅斯特。”
“卢布尔雅那？那是哪里？”
“在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是什么？”
“帝国的另一个地方。那里的人说斯洛文尼亚语。”
保罗低下头，翻着手里的地理图册。他翻到奥地利帝国的那一页，用手指在地图上画着。从维也纳到格拉茨，从格拉茨到卢布尔雅那，从卢布尔雅那到的里雅斯特。他的手指停在了的里雅斯特的位置上。
“这里靠海。”
“对。靠海。”
“我还没看过海。”
“我也是。我只看过多瑙河。”
“多瑙河不是海。”
“不是。”
“海比河大。”
“大很多。”
保罗合上图册，看着窗外。火车鸣笛了，车轮开始转动。月台上的人群开始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点。
维也纳在身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许很快，也许永远不会。
但他没有回头。
火车开了大约两个小时，保罗睡着了。他的头靠在窗框上，嘴巴微微张开，呼吸很轻。那本图册还抱在怀里，手指夹在“的里雅斯特”那一页。
雅各布看着他的脸，那张小小的、苍白的脸上，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对未来的期待。
他想起五年前，自己一个人坐火车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那时候他十九岁，妹妹刚死，口袋里只有几个福林，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五年后，他二十四岁，身边多了一个八岁的孩子，口袋里还是只有几个福林，还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但不一样了。
五年前，他是一个人。现在，他是两个人。
“两个人”和“一个人”，听起来只差一个字，但差了一个世界。
他靠在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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