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行辕的会议桌上，随着蒋介石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备忘录上签字，国内连绵多年的武装内耗在名义上画上了句号。而作为这场危机调停人的李枭，在谈判桌上抛出的那个军火兜底的承诺，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远比三十万大军的撤退要猛烈得多。一场由无数电波、信函和采购清单构成的无形风暴，正以郑州为起点，向着西京城疯狂席卷。
对于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国民革命军各路将领来说，大西北的承诺，无疑是打开了一座超级军火库。
西京政务院通信总署的电报大厅，连续半个月没有熄过灯。
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盘踞在华北边角的晋绥军、山东军，退回南方的中央军精锐德械师，各路军政要员的电报如同雪片般飞向西京。
电报的内容大同小异，抛开那些慷慨激昂的抗日口号，核心诉求只有一个：要枪、要炮、要子弹。在他们看来，既然大西北承诺了对全国抗日军队敞开供应，这等同于天上掉下来的免费配额。只要把采购清单填得足够长，就能白白武装自己的部队。
数以千计的采购专员、后勤处长，带着盖有各路长官大印的提货单，乘坐着火车，拥挤在西京火车站的月台上。他们四处托关系、找门路，试图在工业署和财政署的办公楼里抢占靠前的排队序号。
庞大的外部需求，瞬间将巨大的压力传导至大西北内部的工业体系。
在此之前，叶清璇主持的经济规划局已经预判了这种局面的出现，并提前下达了战时产能扩充指令。
西京城东，一家颇具规模的民用搪瓷制品厂。
这家工厂在过去主要生产印着红色双喜字的大号搪瓷洗脸盆、茶缸和餐盘，产品畅销整个北方市场，利润丰厚。
随着经济规划局的一纸调令送达，这家民用轻工业工厂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了向全面战争轨道的切换。
厂区内，刺鼻的油漆味和机器润滑油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长达百米的冲压车间里，十几台重型机械冲床发出震耳欲聋的“哐当”声。地面在冲床的起落间有规律地颤动。
原本用来压制洗脸盆的模具已经被连夜拆除，扔在废料堆里。取而代之的，是兵工厂技术员指导安装的高强度钢制模具。
原料仓库里，成卷的民用薄铁皮被封存。叉车运来了一垛垛从包头钢铁厂发出的两毫米厚度特种防弹钢板。
两名穿着粗布工装的男工将沉重的防弹钢板抬上送料机。
操作员踩下踏板。
“轰！”
重达几十吨的冲压机压头狠狠砸下，模具将平整的钢板强行挤压变形。抬起压头时，一个呈现出圆润弧度的M35样式防弹钢盔外壳已经初具雏形。
流水线顺延向下，冲压好的钢盔外壳被送入切边机，削去多余的金属毛刺，随后进入高温退火炉消除内部的冲压应力。
在厂区的另一侧，原本生产搪瓷茶缸的冲压线，换上了小号的椭圆形模具。一节节薄钢板被压制成带有破片刻槽的椭圆形铸铁外壳——这是西北造长柄手榴弹的弹体外壳。
虽然这只是一家民用工厂，缺乏装填高爆炸药和雷管的资质，但他们承担了最耗费工时的外壳冲压和抛光工序。每天有上万个钢盔外壳和手榴弹空壳在这里下线，装上卡车，运往军工基地进行火药装填。
中午十二点。
几百名女工排着队走向打饭窗口。她们是负责在钢盔内部缝制皮革悬挂内衬，以及缝制军用帆布子弹袋的缝纫工。
食堂今天的伙食是白面大肉包子，配上热气腾腾的鸡蛋紫菜汤。
大西北在取消民用工业配额的同时，并没有削减工人的伙食标准。相反，重体力劳动者和转入战时生产线的工人，获得了额外的肉类补贴。
两名女工端着装满包子的铝制饭盒，在长条木桌旁坐下。
“今天这包子馅真足，一咬一兜油。”一名女工咬了一大口，被烫得直吸溜气，含糊不清地说道。
另一名女工用筷子夹着包子，看着窗外不断驶出的运货卡车。
“厂长说了，咱们现在压出来的这些铁帽子、缝出来的子弹袋，都是要送给前线的兵穿戴的。干得多，厂里发的奖金也多。听说第一纺织厂，连夜改装了机器，现在织出来的全是那种厚实的土黄色军用帆布。”
“可不是嘛。我当家的在修车厂，他们厂现在不修民用汽车了，把卡车底盘拆了，往上面焊钢板呢。这架势，是真的要打大仗了。”
大西北的民间轻工业，在政务院清晰的指令和充足的物资保障下，呈现出一种狂热的执行力。每一台民用冲床、每一台缝纫机，都化作了国家战争机器的延伸触角。
然而，尽管后方开足了马力，前方汇总到政务院的那些订单，却引发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工业灾难。
一月十日。西京政务院，最高统筹会议室。
会议桌上堆满了厚厚的账本和各地发来的电报原件。
工业总长范旭东坐在椅子上，脸色铁青，手里拿着几份刚刚整理出来的需求清单。
李枭、宋哲武和兵工厂总工周天养坐在对面。
“委员长，这承诺，我们兑现不了。”范旭东将几份清单摊开在桌面上，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无奈。
“不是产能和资金的问题。是规格的问题。”
范旭东指着清单上的条目，逐一念出。
“阎锡山向我们要六点五毫米口径的友坂步枪弹，因为他们太原兵工厂早年仿制的是日本人的三八大盖。”
“四川的刘湘，要的是七点九二毫米圆头子弹，配发他们那些老掉牙的汉阳造。”
“广东的陈济棠，派人拿着图纸来，要英国人的七点七毫米恩菲尔德步枪弹。”
“至于南京的中央军。”范旭东冷笑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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