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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章 准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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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移开。

    宋启明继续讲。

    他讲自己出生的小镇,讲母亲去世那年他十四岁,讲父亲重组家庭后他变成“多余的那一个”。他讲十七岁被中介带走的那个凌晨,讲铁皮车斗里无法伸直双腿的六十四天,讲刚果雨林潮湿闷热的空气和木薯糊发霉的苦味。

    他讲矿场被袭击的那个夜晚,讲他趁乱逃进丛林,在雨季腐烂的落叶里跌跌撞撞跑了很久,最后被一支雇佣兵车队掠走。

    “他们不是救了我。”宋启明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随时可以牺牲、死了也没人会找的炮灰。”

    苏建国的手搭在椅子扶手上,没有动。

    宋启明讲SKM。讲这家国际安保公司如何在非洲、中东、巴尔干部署数以千计的雇员,讲他们的筛选机制——“第一次任务活下来的人,才能正式成为雇员”。

    他讲第一次扣动扳机时手抖得几乎握不稳枪。

    他讲卡桑加训练营泥浆里翻滚的日夜,讲教官说“这里没有第三条路”。

    他讲了法国外籍兵团,讲零下三十度的雪地生存训练,讲伞降课时从飞机舱门跃出的那一秒,风灌进喉咙,什么都喊不出来。

    他讲被派回夏国,讲两年的蛰伏,讲那些“客户”——跨国企业高管、来华访问的政要、需要低调护送的特殊人员。

    他讲苏晴。

    讲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她,她正踮脚够书架顶层那本《战争与和平》。他走过去帮她拿下来,她笑着道谢,眼睛弯成月牙。

    他讲那时他已经执行过十七次任务。

    他讲那之后每次任务间隙都会想起这双眼睛。

    他讲九十一天前接到调令,讲阿富汗的坎大哈,讲运输机上马库斯递给他那支烟,说“一起活下去”。

    他讲那条撤退路,讲三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四十三个。

    他讲马库斯的身份牌现在躺在他宿舍床头柜的抽屉里。

    他讲三周前他刚从这片战场撤下。

    他讲三天前他把这些全部告诉了苏晴。

    他说完了。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驶过的夜车,轮胎碾过路面,带起一阵细碎的回响。

    苏建国沉默着。

    他保持着那个姿势,右手搭在扶手上,左手放在写字台边缘。台灯的光把他的侧脸切成明暗两半,让人看不清表情。

    过了很久。

    “SKM。”苏建国说。

    他的语气依然是陈述。

    “是。”宋启明说。

    “公司在夏国的业务范围。”

    “表面是商务咨询和安保护卫,实际承接海外利益集团在夏国的非正式安防需求。”宋启明说,“部分任务涉及敏感区域。”

    苏建国没有问“敏感区域”是什么。

    “你在公司的编号。”

    “E-4713。”

    “直属上级。”

    “古德里安,法国人,不知道是否是真名。”

    “合同期限。”

    “五年。已经完成三年零九个月。”

    苏建国的问题密集而锋利,像手术刀,避开无关的皮肉,直抵核心。

    宋启明一一作答。

    有些问题他预料到了。有些没有。但无论哪一种,他都没有停顿。

    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住了。那些被他用平静语气陈述的事实,一件一件落在这间不大的空间里,沉甸甸地堆积起来。

    苏建国没有再提问。

    他靠在椅背上,第一次把目光从宋启明脸上移开,投向窗台上那盆墨兰。

    台灯的光把墨兰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今年多大?”他问。

    “二十岁”宋启明说,“快二十一岁了。”

    苏建国没有回头。

    二十岁。

    他二十岁时在军校,冬天五公里越野,夏天四百米障碍,最大的烦恼是食堂红烧肉总被抢光,暗恋的女生经过队列时会忍不住挺直腰板。

    眼前这个年轻人二十岁,已经经历过刚果、阿富汗、四年的雇佣兵生涯。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窗外最后一辆夜车驶过,久到客厅的挂钟敲响十二点的报时。

    “你告诉晴晴这些,”苏建国终于开口,“是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宋启明抬起头。

    他听懂了这个问题。

    不是“你想让她原谅你什么”。是“你想和她过什么样的日子”。

    他想起三天前那个傍晚,苏晴坐在307室的床沿,眼眶通红,手指却紧紧握着他的手背。

    她说“我不知道谁配得上谁,我只知道,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想过一个不用再伪造身份、不用再执行任务、不用在每一次分别时都担心是最后一面——”宋启明顿了顿,“能和她一起的日子。”

    他停顿了一下。

    “如果合同期满后,我还能活着。”

    苏建国看着他。

    台灯的光照不到年轻人眼底那片深不见底的暗涌。但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

    那个十七岁被塞进铁皮车斗的少年,从未想过自己能活到十九岁。那个第一次扣动扳机手抖到握不稳枪的男孩,从未奢望过有人愿意握住他那只手。

    他想活。

    不是为了任务,不是为了完成合同。

    是为了和她一起的日子。

    苏建国站起身。

    他走到窗边,背对着宋启明,看着窗外沉沉夜色。

    “晴晴三岁那年,”他说,“发过一次高烧。”

    宋启明站在原地,没有动。

    “四十度二。半夜烧到惊厥。我从演习场连夜赶回来,到医院时她已经退烧了,躺在病床上,手背扎着留置针,还在睡梦里喊爸爸。”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

    “她妈怪我没在。我没辩解。那一整年,我缺席了她第一次开口完整念出‘爸爸’、第一次独立迈出步子、第一次生病。”

    他顿了顿。

    “后来我升了少将,有了更多不得不缺席的理由。”

    他转过身。

    “我缺席了她二十一年。”他看着宋启明,“不是为了今天看着她被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带走。”

    宋启明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些话不是指责。

    是一个父亲把捂了二十三年的愧疚,摊开在他面前。

    “她高三那年,我在边界执行任务,三个月没有信号。”苏建国说,“她妈瞒着她,说我在封闭开会。后来她知道了,没有问,也没有闹。高考完那天我去接她,她只说‘爸,你晒黑了’。”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她一直很懂事。从小到大,从不让我和她妈操心。”他看着宋启明,“所以我不想让她懂事。”

    他顿了顿。

    “我想让她只是任性、只是快乐、只是做个普普通通的二十岁女孩,不用为她选择的人承担任何沉重的东西。”

    宋启明听着。

    窗外的夜色很沉。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渗进来,在地板上铺开一道细长的亮痕。

    “我知道。”他说。

    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我知道她选择我需要承担什么。”他看着苏建国,“所以我没有瞒她。”

    他顿了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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