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的风声
2005年6月3日，星期五，上午十点。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足，沈清如却觉得手心在微微出汗。她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孕妇连衣裙——七个月的身孕已经让她无法穿正装，只能选择这种宽松的设计。此刻她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一侧，对面是三位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表情严肃。
这是她所在的“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研究所”的月度政策研讨会。作为高级研究员，沈清如每个月都要从深圳飞回北京参加。怀孕后本该减少出差，但这个月的议题太重要，她坚持要来。
议题只有一个：股权分置改革下一步政策走向。
主持会议的是研究所所长，一位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经济学家。他扶了扶眼镜，声音沉稳：“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讨论一下近期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证监会那边有些反馈，认为第一批试点的对价水平‘参差不齐’，希望后续能‘更加规范’。”
“规范”两个字，他说得很重。
坐在沈清如旁边的李研究员——她在研究所的直属领导——接过话头：“我听到的说法是，有些公司对价给得太低，引发了高反对票，虽然通过了，但不好看。上面希望第二批试点能更平稳，最好都是高票通过，树立正面典型。”
“那对价水平会不会被‘指导’？”另一位研究员问。
“不会明文指导，但会有‘窗口指导’。”所长说得很含蓄，“比如通过保荐机构传达一些原则：不能低于某个底线，不能过于‘吝啬’。”
沈清如心里一动。她想起陈默正在做的三个项目，想起模型给出的对价建议。如果监管层真的开始“窗口指导”，那么市场预期就要重新调整。
“所长，”她开口，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清晰，“如果要对价‘更加规范’，您认为底线大概在哪里？”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她——准确地说，看向她隆起的腹部，然后才是她的脸。在座的都是男性，年龄最小的也比她大十岁。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女性研究员，在这种场合发言，多少有些突兀。
但所长没有轻视。他了解沈清如的研究能力，知道她虽然人在深圳，但政策敏感度一点不低。“小沈，这个问题你最有发言权。你一直在跟踪市场反应，你觉得呢？”
沈清如坐直身体——这个动作因为怀孕而有些吃力。“从第一批试点的情况看，市场对10送2股以下的方案普遍不满意。三一重工给了10送2加8元现金，综合对价相当于10送2.8股，反对票仍然高达28.66%。这说明市场预期的底线，至少在10送2.5股以上。”
“具体数据？”
“我们做过测算。”沈清如从文件夹里拿出几页纸——这是她和陈默模型输出的部分结果，做了脱敏处理，“对于基本面健康的公司，市场期待的合理对价在10送2.5到3.5股之间。低于2.5股，反对票可能超过30%；高于3.5股，就是超额让利，会推高股价。”
所长接过纸张，仔细看了几分钟。“这个测算，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
“多因子模型。”沈清如解释，“整合了财务数据、行业估值、股东结构、市场情绪，还有……历史投票行为分析。”
她没有提陈默，没有提“默石投资”。在研究所里，她保持着研究员的纯粹身份，虽然心里清楚，这份研究的另一半功劳属于那个在深圳工作室里熬夜的男人。
“很扎实。”所长把纸张传阅给其他人，“如果监管层要设定‘隐形底线’，10送2.5股可能是一个参考值。低于这个数，方案就容易引发争议。”
会议继续进行。大家讨论了其他话题：全流通后的减持规则、权证等金融工具的监管、对“恶意否决”的防范……沈清如认真听着，记录着。这些信息，每一句都可能影响市场的走向，影响她和陈默正在做的项目。
中午十二点，会议结束。所长特意留下沈清如。
“小沈，身体还能撑得住吗？”他问，语气里有关切。
“还行，谢谢所长关心。”
“你那个多因子模型，能不能写个更详细的报告？”所长说，“所里想把这个作为内部参考，报给上面。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署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机会——在政策研究圈建立影响力的机会。但沈清如犹豫了。
“所长，这个模型还在测试阶段，很多数据不完善……”
“所以才需要完善。”所长笑了，“所里可以给你配助手，提供数据支持。你人在深圳，那边市场感知更直接，这是优势。”
沈清如想了想：“我需要时间考虑。另外……这个模型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还有合作伙伴。”
“理解。”所长点头，“你们商量一下。不过小沈，我要提醒你，政策研究这条路，越往上走越需要‘代表作’。你这个模型，如果能被上面认可，对你将来的发展很有帮助。”
离开研究所时，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六月的北京已经开始炎热，但金融街两侧的高楼挡住了大部分阳光，街道上有种压抑的凉爽。
沈清如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手轻轻放在腹部。孩子今天很安静，也许是在飞机上累了。她想起昨晚和陈默的通话，他说今天要和张磊见面，讨论那三个项目的具体方案。
如果监管层真的开始“窗口指导”，那么他们模型给出的建议——尤其是那个“10送2.5股底线”——就更有价值了。
出租车来了。沈清如上车，对司机说：“去首都机场。”
她要赶下午两点的航班回深圳。时间很紧，但必须回去——北京的风声已经听到了，接下来要看深圳的市场如何反应。
二、政策的“第二层思维”
下午四点，深圳宝安机场。
陈默在到达大厅等着。看到沈清如从通道里走出来时，他快步迎上去，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和电脑包。
“累了吧？”他问。
“还好。”沈清如脸色确实有些疲惫，但眼睛很亮，“车上说，有重要情况。”
坐进出租车，沈清如把上午会议的内容简要告诉了陈默。当说到“窗口指导”和“10送2.5股隐形底线”时，陈默的眼睛也亮了。
“这印证了我们的模型。”他说，“我们测算的合理区间下限就是10送2.5股。”
“不止如此。”沈清如从包里拿出会议笔记，“所长还提到，监管层希望第二批试点‘更加平稳’。这意味着，那些对价可能偏低、容易引发高反对票的公司，可能不会被优先放行。”
“那国信那三个项目……”陈默立刻想到。
“广东科技公司危险了。”沈清如说，“估值太高，对价怎么给都不够。如果监管层要‘平稳’，这种公司可能被推迟。”
陈默快速思考着。如果是这样，他们给国信的建议就要调整——不仅要考虑市场反应，还要考虑监管倾向。
“还有，”沈清如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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