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七日，星期二。距离认购证发售截止，还有三天。
清晨五点半，陈默从床上坐起来，动作比往常慢了三拍。他的眼睛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经过连续几天的阴雨，洇湿的范围又扩大了，现在看起来像一幅抽象的地图，边缘的黄色水痕如海岸线般蜿蜒曲折。
他没有立刻下床，而是伸手从枕头下摸出那个用橡皮筋捆着的钱卷。已经很久没有打开清点了，橡皮筋在纸卷上勒出深深的凹痕。他慢慢地、一圈一圈地解开，像是进行某种仪式。
钞票在昏暗的晨光中铺开，散发出旧纸币特有的油墨与灰尘混合的气味。他一张张数过去，手指抚过钞票边缘的毛糙，感受着不同面额纸张厚度的细微差别。
十元钞票十五张，共一百五十元。这是他来上海时带的钱剩下的部分，减去这两个月的开销，加上偶尔的小收入——包子铺的提成、帮邻居搬东西的酬劳、营业部后勤大姐有时多给的五角一块。
五元钞票三十张，共一百五十元。大部分是工资，王建国发工资时喜欢用五元面额，说“看起来厚实”。
两元钞票二十张，四十元。一元钞票三十张，三十元。剩下的是一叠毛票和硬币，在床单上摊开一小堆。
陈默跪在床边，把这些钱按面额分类，排成整齐的行列。然后他拿出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开始列清单：
现有现金总计：370元
下月工资预支：70元（已与王建国谈妥）
可借款额度：周伯50元（需开口）、赵建国20元（营业部认识的年轻股友，说过可以应急）
其他可能：卖手表（父亲留下的上海牌，表壳有划痕，估计能卖30-40元）
他在“卖手表”三个字下面划了道横线，笔尖悬停了几秒，最终没有打钩。那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件还能用的东西，表盘上的金色指针还在走动，虽然每天要慢两分钟。
总计：370 + 70 + 50 + 20 = 510元
距离600元还差90元。
陈默盯着这个数字，笔尖在纸上无意识地画着圈。90元，在包子铺要干十八天，送1200份盒饭，包4500只包子。而现在，他只有三天时间。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起来，弄堂里开始有人声。公用水龙头那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和塑料桶碰撞的闷响。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对陈默来说，这个清晨和往常的每一个清晨都不一样——他面前摆着一个数字，一个缺口，一个需要填补的空洞。
六点整，他照常去包子铺上班。
和面、剁馅、包包子、蒸包子，这些动作他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不需要思考就能完成。但他的大脑却在高速运转，像一台过载的机器，反复计算着各种可能性。
上午八点送盒饭时，他特意绕路去了趟工商银行南京东路支行。发售窗口前依然冷清，只有两三个人在咨询。工作人员坐在柜台后，面前摆着几叠淡绿色的认购证样本，纸张挺括，上面印着复杂的花纹和编号区域。
陈默站在远处看了十分钟。这十分钟里，有三个人购买了认购证：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买了十张，一个老太太买了两张，一个年轻女孩买了一张。每笔交易都很迅速，递钱，拿证，转身离开，没有任何多余的对话。
十张。三百元。陈默看着那个中年人离去的背影，心里默默计算：那人看起来像个干部或者小老板，三百元对他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自己来说，三百元是全部身家的大半。
回到包子铺后，陈默做了一个决定。他趁着午休时间，找到了王建国。
“王叔，我想预支下个月工资。”他直接说。
王建国正在点钱，准备去市场买明天的原料。他抬起头，目光锐利：“干什么用？”
“有点急用。”
“认购证？”王建国放下手里的钞票，语气冷了下来，“陈默，我跟你说过，那种东西碰不得。”
“我知道风险。”陈默尽量让声音平稳，“但我算过了，值得一试。”
“你算？你拿什么算？”王建国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你才十八岁，来上海不到两个月，见过多少世面？股市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认购证去年坑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去年情况不好，但今年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王建国打断他，“就因为你那个什么陆师傅算了个数？陈默，我告诉你，这世上会算数的人多了去了！要是算数就能发财，数学家个个都是百万富翁！”
陈默沉默了。他知道王建国是好意，是真心为他担心。但这种好意此刻成了阻碍，成了他必须跨过去的坎。
“王叔，”他抬起头，直视王建国的眼睛，“我在您这儿干了两个月，从来没请过假，没出过差错。您说过，我踏实肯干。现在我就求您一件事：预支我下个月工资，七十块。就算我亏了，我也继续在这儿干，干到还清为止。”
王建国盯着他看了很久。厨房里的蒸汽弥漫开来，在两人之间形成一层薄薄的雾障。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七十块，是吧？”王建国终于开口。
“是。”
王建国转身走回收银台，打开抽屉，数出七张十元钞票。他没有立刻递给陈默，而是把钱放在柜台上，手指按着。
“陈默，这话我只说一次。”他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这七十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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