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幕：认购证的狂潮
一纸风行沪上春，万金争掷海之门。
岂知运数天机里，半是痴贪半是尘。
第二十一章 银行门前的“废纸”公告
1992年3月9日，星期一。上海的倒春寒来得比往年更顽固些。
清晨五点半，陈默被隔壁婴儿的啼哭声吵醒。他躺在亭子间的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洇湿的水渍——昨夜又下雨了，那块棕黄色的印迹边缘扩大了一圈，形状像一只歪着头的老鼠。
他躺着没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要做的事：六点到包子铺和面，七点蒸第一笼鲜肉大包，八点前送二十份盒饭到营业部，下午帮忙备料，晚上收工后去营业部看盘——现在他有了新的习惯，每天收盘后要在散户大厅待半小时，听听股民聊天，看看老陆有没有在画图。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今天要还周伯五块钱。
想到这个，陈默坐起身，从枕头下摸出那个用橡皮筋捆着的钱卷。他小心翼翼地解开，把钞票一张张铺在床单上清点：两张十元，四张五元，剩下是零散的毛票和硬币，总共四十三元八角。减去要还的五元，再减去这周可能的开销——房租已交到下月底，但吃饭每天至少要一块五，交通费三角，万一有点头疼脑热……
他留出十五元作为一周的生活费，把剩下的二十三块八角重新卷好，塞回枕头下。然后从内袋抽出那张借据，上面是周伯工整的字迹：“今借到周伯同志人民币伍元整，用于生活急需，两周内归还。借款人：陈默。1992年2月24日。”
借据边缘已经磨损，被他反复折叠的地方出现了细微的裂痕。陈默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会儿，小心地折好，和要还的钱一起放进上衣内袋。
六点差五分，他推开亭子间的门。弄堂里还是一片昏暗，只有公用水龙头旁亮着一盏五瓦的灯泡，几个早起的主妇已经在排队接水。煤球炉的青烟在狭窄的空间里弥漫，混合着刷马桶的碱水味和谁家煎蛋的焦香。
“小陈，这么早啊？”隔壁的张阿姨正在生炉子，被烟呛得直咳嗽。
“诶，张阿姨早。店里今天要赶工。”陈默应着，侧身从堆满杂物的过道挤过去。
走出弄堂，四川北路上的路灯还亮着，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昏黄的光晕。早班的公交车已经开动，车厢里挤满了睡眼惺忪的乘客。街角的豆浆摊前围了七八个人，老板用长柄勺从木桶里舀出乳白色的豆浆，倒进印着“上海”二字的搪瓷碗里。
陈默咽了口唾沫，没停留。他快步走到老盛昌包子铺时，卷帘门刚拉起一半。
“来了？”老板王建国正在系围裙，五十多岁的脸上永远挂着熬夜后的浮肿。
“王叔早。”陈默闪身进去，熟门熟路地走到后厨。面粉袋已经搬出来了，二十五公斤一袋，靠着墙堆了六袋。他挽起袖子，开始往大盆里倒面粉。
六点半，第一笼包子上蒸锅。七点，店门正式打开，早高峰的顾客涌进来，排队买包子、豆浆、油条。陈默负责收银和打包，手指飞快地数着零钱，把包子装进牛皮纸袋，再套上一层薄塑料袋——这是王建国最近学的新招，说“显得干净”。
“两个肉包，一个菜包，一碗豆浆。”
“一块一角五分，找您三角五分。”
“四个肉包带走。”
“一块二，您拿好。”
机械式的对话重复了几十遍，直到八点差十分，早高峰渐渐退去。陈默擦擦额头的汗，开始打包盒饭：二十份，每份两荤一素，装在印着“老盛昌”字样的白色泡沫饭盒里，再用红色塑料袋装好。
“送完赶紧回来，下午要剁肉馅。”王建国叮嘱道。
“晓得了。”
陈默拎起两大袋盒饭，走出店门。三月的风吹在汗湿的背上，激起一阵凉意。他加快脚步，朝威海路方向走去。
这段路他已经走了两个星期，熟悉到能闭着眼睛数出路面的坑洼。从四川北路拐到山西南路，经过那家总是播放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音像店，穿过南京东路的人流，再走十分钟就到了申银万国威海路营业部。
八点二十五分，他到达营业部侧门。散户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上百人，电子屏上还是昨日的收盘价，红绿数字静止不动，但人群的嗡嗡声已经像开锅前的蒸汽，在宽敞的大厅里低徊盘旋。
陈默找到负责收货的后勤大姐，交了盒饭，领了十五块钱——这是王建国答应他的“外送提成”，每份五分钱。他把钱仔细叠好，准备离开时，眼睛习惯性地朝大厅角落瞥了一眼。
老陆不在。
那个平常放扫帚和水桶的角落空着，只有一把旧椅子靠墙放着。陈默愣了愣，这两个星期来，他几乎每天都能看见老陆在这里整理工具，或者在收盘后坐在椅子上看那张手绘的图表。
“找老陆？”后勤大姐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他今天请假了，说是家里有事。”
“哦，谢谢大姐。”陈默点点头，心里却涌起一丝奇怪的感觉。老陆看起来不像是有家的人——至少这两个星期里，他从未听老陆提起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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