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开报纸内页，上面有一篇报道，讲的是某营业部发生骚乱，因为行情变动太快，委托单没及时处理，股民砸了柜台。
“市场热，问题就多。”老陆说，“交易系统经常死机，委托单堆积如山，电话打不通，股民情绪激动。我们穿着红马甲，坐在交易大厅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听着电话里焦灼的声音，压力很大。”
他又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是手写的交易记录，密密麻麻的数字，旁边有备注：“客户投诉未成交”“系统延迟导致损失”“营业部要求赔偿”……
“最严重的一次是1991年6月。”老陆翻到笔记本中间一页，“那天大盘暴跌，很多股票跌停。委托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全是卖单。系统处理不过来，有些单子延迟了十几分钟才成交。等成交时，价格又跌了一大截。”
他指着一条记录：“这个客户，早上委托卖出电真空，委托价是市价。按规则应该立即成交，但因为系统延迟，实际成交价比委托时低了8%。客户损失了两千多块，来交易所闹。”
“后来呢？”
“后来交易所赔了钱，息事宁人。”老陆合上笔记本，“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怀疑。怀疑这个市场是不是太急了，怀疑我们这些规则是不是太粗糙，怀疑这些红马甲是不是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责任。”
房间安静下来。窗外传来楼下保安巡逻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老陆从箱子里拿出最后一件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他抽出里面的东西，是几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上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穿着白衬衫，站在复旦大学门口，笑容灿烂。另一张是同一个少年，穿着红马甲——不是交易所那种，是证券公司营业部的红马甲——站在行情板前，表情兴奋。
“我儿子。”老陆的声音第一次有了明显的波动，“1991年考上复旦金融系。他说要子承父业，要成为最优秀的交易员。”
陈默看着照片上的少年，想起老陆之前提过的只言片语。一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一个悲剧的结局。
“他大一开始炒股。”老陆把照片放回信封，“用我教他的知识，用我给他的钱。开始赚了点，觉得自己是天才。1992年初，他看中一只股票，把所有钱都投进去，还跟同学借了钱。”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不会再说下去了。
“那只股票就是飞乐音响。”老陆终于说，“他在33块的时候全仓买入，说看到40块。买完第二天，价格开始跌。他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止损。他说再等等，会反弹的。”
“然后一路跌到30块，他扛不住了，卖了。亏了三分之一的本金。”老陆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陈默心上，“但他不服气，觉得是运气不好。又借钱，换了一只股票，是延中实业。”
陈默心里一紧。又是延中实业，老宁波深陷其中的那只“妖股”。
“这次他‘学聪明’了，设了止损。”老陆苦笑，“但真跌到止损位时，他没执行。想着‘庄家洗盘’，想着‘内幕消息’，想着‘再等等’。结果越等亏得越多，最后……”
他没有说下去，但陈默已经明白了。老宁波的今天，就是老陆儿子的昨天。
“他亏了多少？”陈默问。
“连本带利，加上借的钱，总共两万三千块。”老陆说，“1992年的两万三千块，能在上海买间不错的房子了。他还不上钱，同学催债，学校知道了，要处分。他觉得没脸见人，没脸见我……”
老陆的声音哽住了。他低下头，用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
陈默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他只能静静站着，等老陆平复。
过了很久，老陆抬起头，眼睛发红，但没有眼泪。他把信封放回箱子，合上箱盖。
“所以我不做交易员了。”他说，“我申请调到后台，做清洁工。离市场远一点，离那些数字远一点。但我离不开，我还要在这里，看着，记着，画着。我要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儿子那样的年轻人，一个个跳进去，再也出不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陈默：“我画了三年图，看了三年人，想了三年事。现在大概明白了——市场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人对市场的幻想。以为能一夜暴富，以为能找到捷径，以为自己是那个幸运儿。”
陈默想起自己这一个月来经历的一切：第一次进营业部的震撼，第一次买股票的兴奋，第一次盈利的喜悦，第一次亏损的痛苦，第一次止损的挣扎……每个阶段，都有那种“幻想”的影子。
“所以你教我，不只是教技术。”他慢慢说。
“对。”老陆转过身，“我教你怎么看海，不是为了让你去冲浪，是为了让你知道海的危险。我教你怎么看地图，不是为了让你去寻宝，是为了让你知道哪里有暗礁。”
他从桌上拿起那件红马甲，递给陈默：“这个你留着。”
陈默愣住了：“这……这太贵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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