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四日，星期六，老盛昌的早市刚过，店里弥漫着包子蒸汽和洗洁精混合的气味。陈默蹲在后厨的小板凳上剥蒜，手指被蒜汁腌得发黄发烫，指甲缝里塞满了细碎的蒜皮。李姐在旁边拌肉馅，两大盆鲜肉馅里加了葱姜水和特制调料，她用戴着塑料手套的手反复抓揉，让馅料上劲。
“小陈，”李姐忽然开口，“你最近是不是在攒钱？”
陈默手里的蒜瓣差点掉地上。他稳住手，点点头：“嗯，想攒点本钱。”
“想做生意？”李姐把一盆拌好的馅料推到一边，开始拌第二盆，“摆摊还是开店？”
“还没想好。”陈默含糊地说。这不是撒谎，他真的没想好——或者说，他不敢说出真实想法。在包子铺里说想学炒股，就像在寺庙里说想吃肉，格格不入。
李姐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只是说：“攒钱是好事，但别太省。你看你，这件工装都洗得发白了，该买件新的。还有鞋子，底都快磨穿了。”
陈默低头看看自己的解放鞋，左脚前掌确实磨薄了，走路时能感觉到地面的凹凸。但他摇摇头：“还能穿。”
“随你。”李姐叹了口气，“年轻就是本钱，但也别太亏待自己。”
中午休息时，陈默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店里吃员工餐。他跟方老板请了半小时假，说要出去办点事。方老板正在算账，头也不抬地挥挥手。
陈默出了店门，沿着四川北路往北走，过了横浜桥，走进一条更窄的弄堂。这里的房子比宝安里还要老旧，墙壁上糊着不同年代的标语，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他找到一扇漆成深绿色的木门，敲了敲。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围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
“阿姨，我找周伯。”
“在里面。”女人侧身让他进去。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朝北的小窗透进些许光线。靠墙的八仙桌前，坐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戴着老花镜，正在修一只闹钟。桌上摊着各种细小零件，还有镊子、螺丝刀、放大镜。
“周伯。”陈默叫了一声。
老人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他：“是小默啊，坐。”
陈默在旁边的长凳上坐下。周伯是他父亲生前的工友，矿难后办了病退，跟着女儿来了上海。陈默来上海前，父亲曾说过“有困难可以找周伯”。
“怎么样，在上海还习惯吗？”周伯放下手里的镊子。
“还行，在包子铺干活。”
“包子铺好，实在。”周伯点点头，“找我有事？”
陈默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卷得整整齐齐的纸币。他把钱放在桌上：“周伯，我想跟您借五十块钱。”
周伯看了一眼那卷钱，又看看陈默：“借五十？你手里不是有钱吗？”
“我手里有二百五十三块七毛。”陈默老实说，“但我想凑够三百。我……我想买点东西。”
“买什么要三百块？”
陈默沉默了。他不能说买股票，周伯这一辈人对“投机倒把”有天然的警惕。矿上曾经有人倒卖煤票，被抓了，全矿通报，丢尽了脸。
周伯等了一会儿，见他不说话，叹了口气：“小默，你爸走之前托我照顾你。我不是不借你钱，但你要告诉我，这钱拿去干什么。要是正用，别说五十，五百我也帮你凑。要是不正用……”
“是正用。”陈默急忙说，“我想学点东西，需要本钱。”
“学什么？”
“学……学看行情。”陈默选了个折中的说法，“证券营业部那边，有人愿意教我，但他说要有点本钱亲身感受，才能真懂。”
周伯的眉头皱了起来：“营业部？股票？”
陈默的心沉了一下，点点头。
“胡闹！”周伯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小零件跳起来，“那是什么地方？吃人不吐骨头！你爸在井下挖煤，一块钱一块钱攒下的血汗钱，你要拿去扔进那种地方？”
“不是扔，是学……”
“学什么学！那东西能学出什么好？”周伯气得站起来，在狭小的房间里踱步，“我在矿上干了四十年，见过太多人想走捷径，最后呢？输得精光！你爸要是还在，能让你碰这个？”
陈默低下头，手指紧紧绞在一起。周伯说得对，父亲绝对不会同意。父亲相信的是“一镐一镐挖，一锄一锄耕”，相信的是实实在在的劳动换来的报酬。股票？那是什么？是纸上富贵，是空中楼阁。
“周伯，”他抬起头，眼睛里有种固执的光，“我爸是挖煤的，我是他儿子，我懂什么是血汗钱。但我爸也说过，人不能一辈子只低头挖煤，有时候要抬头看路。上海的路和我老家不一样，这里的路……有些是用数字铺的。我想看懂这些数字。”
周伯停下脚步，看着他。昏暗中，年轻人的脸一半在阴影里，一半被窗外的天光照亮。那眼神里有种他熟悉的东西——当年在矿上，陈默父亲决定报名参加夜校学采矿技术时，也有过这样的眼神。
“你真想学？”周伯的声音缓和了些。
“真想。”
“不是想去赌一把发财？”
“不是。”陈默认真地说，“教我的人说了，一年内不能真炒，只能小钱试试，感受感受。他说，不懂的时候进去，是送钱。”
周伯走回桌前坐下，拿起那卷钱，数了数。确实是二百五十三块七毛，有整有零，攒得很不容易。
“教你的人是谁？”
“营业部的一个清洁工，姓陆。”
“清洁工？”周伯愣了下，“清洁工懂股票？”
“他很懂。他画了三年的图，每天收盘后都在研究。”
周伯沉默了很久。桌上的老式座钟滴答滴答走着，声音在寂静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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