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启事。理发店要学徒，但要交两百块押金。小吃店要帮工，但管吃不管住。杂货店要送货员，却要求会骑三轮车。
走到一条弄堂口时，他看见墙上用粉笔写着：“招杂工，日结，有力气就行。”
下面有个箭头指向弄堂深处。
陈默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弄堂很窄，两侧是斑驳的砖墙，头顶是横七竖八的晾衣竿，阳光被切割成碎片洒在湿漉漉的地面上。走了约五十米，出现一个院子，里面堆满废旧纸箱和塑料瓶，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头正在整理。
“请问，是这里招工吗？”
老头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他：“安徽来的？”
“是。”
“多大了？”
“十八。”
“搬得动东西吗？”老头指了指墙角的编织袋，每个都鼓鼓囊囊，“这里面的废纸，搬到外面三轮车上，一车五块钱。一天能搬多少车，看你自己。”
陈默估算了一下，一车大概需要搬二十袋，每袋三十斤左右。如果一天搬五车，就是二十五块钱。这比纺织厂的一百二十元月薪低得多，但是日结，而且现在就能干。
“我干。”他说。
老头点点头，扔给他一副线手套：“手套押金两块，干完还我手套退押金。弄坏弄丢不退。”
陈默交了两块钱，戴上手套开始干活。第一袋上手时，他低估了重量，差点没站稳。纸袋里不全是废纸，还夹杂着碎玻璃和金属边角料。他调整姿势，腰部发力，将袋子甩上肩，一步一步往外走。
三轮车停在弄堂口，要穿过整条窄巷。第一次走时，袋子边缘刮到墙壁，落下一些纸屑。第二次他就学会了侧身，让袋子与墙壁保持一拳距离。
下午三点，他搬完了第一车。老头点出五张一元纸币递给他，又指了指院子角落的水龙头：“可以喝。”
陈默一口气灌了半肚子凉水，用袖子擦擦嘴，继续干。
第二车，第三车。
到第四车时，他的肩膀已经磨破了，手套的指尖部位也开了线。腰像灌了铅，每弯下一次都需要咬牙。但他没有停，因为停下来的话，今天可能就赚不到住店的钱了。
傍晚六点，天色开始暗下来。陈默搬完了第五车，领到第二十五块钱。老头退给他手套押金时，多问了一句：“晚上有地方住吗？”
“还没找。”
“前面路口右转，有家‘大眾旅社’，通铺三块一晚。报我老王的名字，算你两块五。”
陈默道了谢，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走出弄堂。找到那家旅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旅社门面很小，灯箱招牌缺了几个笔画，“大眾旅社”变成了“大从旅社”。推门进去，柜台后面有个胖女人在打毛线。
“住店？通铺两块五，单间八块。”
“通铺，老王介绍的。”
胖女人抬眼看了看他，从抽屉里拿出把钥匙：“三楼，306。厕所和水房在走廊尽头。晚上十点锁门，早上六点开门。”
房间里有六张双层床，已经住了五个人。空气浑浊，混合着脚臭、汗味和泡面味。陈默找到唯一空着的下铺，把挎包放在枕边。同屋的人有的在抽烟，有的在用热水泡脚，没人说话。
他去水房用冷水擦了擦身体，洗掉衣服上的污渍，拧干后晾在床头。然后回到铺位，从挎包里掏出半块剩下的压缩饼干，就着水龙头接来的凉水，慢慢吃下去。
躺下时，全身的肌肉都在哀鸣。窗外传来城市的喧嚣——汽车声、人声、远处工地施工的敲击声。这些声音和家乡夜晚的寂静截然不同，它们不让他安宁，却奇异地让他感到自己还活着，还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
他伸手摸了摸内袋，硬纸板还在。抽出那两张照片，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
第一张是父母结婚时的黑白照，父亲穿着中山装，母亲扎着麻花辫，两人都拘谨地笑着。第二张是他十岁生日时全家在县城照相馆拍的彩色照片，他坐在中间，父母站在两旁，背后是虚假的布景画——蓝天白云，绿草如茵。
陈默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他把照片小心地放回内袋，翻身面朝墙壁。
闭上眼睛前，他想起火车站那幅标语：“开发浦东，振兴上海”。八个大字在黑暗的脑海中浮现，每个笔画都闪着红光。
他不知道浦东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要在这个城市待多久，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找到活干。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跨过了某条线，再也回不去了。
窗外，一辆夜班公交车驶过，车灯的光柱扫过天花板，转瞬即逝。
上海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