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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他开口，语速很慢，“我缺席了太多。不是借口，但……我想道歉。”
苏屿的呼吸在胸腔里凝滞了一瞬。她等待的或许就是这句话，可当它真的抵达时，却轻得像一片无法承重的羽毛。她忽然想起“情绪共振”展览里那件装置：无数细线悬吊的玻璃碎片，每片都映着不同的面孔，轻轻一碰就会叮当作响，却永远不会真正拼合。
“我收到了。”她说。没有说“没关系”，也没有说“我原谅你”。只是收到了，像收到一封迟到的信，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父亲似乎松了口气。他开始说起近况，琐碎的、日常的：阳台上的茉莉开了第二茬，最近在学用智能手机订外卖，社区老年大学开了水墨画课。没有诉苦，没有煽情，只是分享。像两个成年人——不，就是两个成年人——在交换生活切片。
苏屿偶尔回应，说起工作室的忙碌，说起拒绝那些只想复制爆款的客户时的小小骄傲。父亲听得很认真，会问“那你是怎么筛选的”，而不是“要不要爸爸帮忙”。
通话快结束时，父亲忽然说：“你妈妈上周给我打了电话。”
苏屿握紧了手机。
“她说你现在很像年轻时的她。”父亲笑了，笑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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