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自家带来的搪瓷盆或布袋，接住那喷涌而出的、雪白蓬松的米花。那笑声，在清冽干爽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亮堂，不掺一丝杂质，是寒冷世界里最动人的暖流。只是这暖流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精打细算——一包米花，花不了几分钱，却能让孩子开心许久，也能让下岗的父母，少几分无法满足孩子心愿的愧疚。
此时的哈尔滨，正站在时代交汇的门口，新旧气息交织着，下岗潮如同一道无形的分水岭，将过往与未来清晰割裂。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里，一边陈列着印有鲜艳“牡丹”或“红双喜”图案的搪瓷脸盆、铁皮暖水瓶，它们是上一个十年甚至更久远的生活记忆，沉淀着过去的温度——那时的人们，捧着铁饭碗，拿着固定工资，这些日用品，或是工厂福利，或是凭票购买，安稳得无需多想；另一边，则醒目地摆着刚刚到货的日本“松下”或“索尼”随身听，黑色的机身，小巧的耳机，代表着一种崭新、时髦、充满未知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浪潮，正无情地冲击着旧有的体制。
柜台后的售货员，许多还习惯性地戴着蓝色的布制套袖，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装扮，却已开始尝试用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向好奇的年轻顾客介绍“最新款的港台磁带”。他们中，有人已然下岗，托关系在这里做着临时工，不再有固定的工龄与福利；有人虽还在岗，却也时刻担忧着工厂的命运，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也会加入下岗的行列。邓丽君柔美婉转的《旧梦何处寻》还在角落里循环往复，诉说着缱绻的旧情，也诉说着人们对过往安稳岁月的眷恋；而毛阿敏那大气深情的《渴望》主题曲，已然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响遍了大街小巷，唱出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朴素期盼，也唱出了下岗潮中，人们对出路的渴望与迷茫。
街道上，漆皮斑驳脱落、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龙江”牌老式公交车，喘着粗气缓慢爬行，像一个不堪重负的老人；与此同时，车身喷涂着“TAXI”、显示“起步价六元”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已如灵动的游鱼，开始穿梭于主要干道，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计算着偶尔奢侈一次的可能性。不少出租车司机，都是下岗工人，他们放下了车间里的工具，握紧了方向盘，在寒风中奔波，只为挣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而那些曾让人艳羡的国营大厂，有的已然破产，厂区大门紧闭，只剩下斑驳的厂牌在寒风中伫立，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有的正在重组改制，裁员的消息如同寒风，吹遍了每个车间，人心惶惶。就像沈阳拖拉机厂，这一年也在一场发香肠以示安慰的大会后，宣告了破产，结束了生产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的辉煌历史。
最令人艳羡的，莫过于那砖头般大小的“大哥大”，黑色的塑胶机身，重量十足，配上昂贵的皮套，握在手中便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持有者多是率先“下海”的个体户或改制后的企业老板，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抓住了机遇，与那些深陷下岗困境的工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有谁在街头驻足，掏出它拉出长长的天线进行通话，那嗓门必定不自觉地拔高几分，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匹配这通讯工具的身价。周围的目光也会瞬间汇聚——那不仅是通讯工具，更是身份与财富最直观的象征，须知，那时一分钟的通话费，或许便能抵得上普通下岗工人几天的生活费，抵得上他们在劳务市场奔波许久才能挣到的工钱。
当然，更多的人，选择将那份“联系”别在腰间。各式各样的BP机，黑色的小方块，成了年轻人追逐的“时髦玩意儿”，也成了下岗工人维系生计的工具。它们或简单地别在皮带扣上，或小心翼翼地套着彩色的塑料保护壳，成为冬日厚重衣物间一抹亮眼的点缀。对于下岗工人而言，BP机上“速回电”的留言，或许是雇主的通知，是难得的工作机会；“有活介绍”的字样，更是寒冬里最温暖的希望，足以让他们在寒风中，多一份坚持下去的勇气。
那突然响起的“嘀嘀、嘀嘀”声，对于佩戴者而言，不啻于一声召唤。无论身处何地，人们都会立刻停下手中的事，低头、伸手，熟练地取下它，按亮屏幕，仔细辨认那一串串数字代码或寥寥数语的汉字留言。“速回电”后面往往跟着单位的电话号码，意味着工作的召唤；“老地方见”是兄弟之间无需言明的默契，三五个小菜，一瓶“哈尔滨”白酒，便能消磨整个冬夜——酒过三巡，话题总会绕不开下岗的境遇，有人抱怨命运不公，有人诉说找活的艰难，有人互相打气，约定明天一起去劳务市场；若是屏幕上跳出“想你”二字，简简单单的两个汉字，却仿佛带着发信人的体温，足以让收到信息的人，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心头一热，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偷偷品尝半晌的甜蜜。这份甜蜜，是下岗潮的阴霾中，最珍贵的慰藉。
那时的联系，需要等待，需要辗转。听到呼叫，要匆匆奔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投下几枚硬币，或是使用IC卡，有时前面已排了长长队伍，只能裹紧大衣，在寒风中踩着脚耐心等候。可也正是这份来之不易的“慢”，让每一次通话，每一句叮嘱、每一次问候，都显得格外郑重，充满了仪式感。话语穿过冰冷的电线，抵达耳畔时，似乎也带上了一份沉甸甸的重量，不似如今这般轻易和飘忽。对于下岗工人而言，每一次通话，都可能关乎生计，关乎希望，那些隔着电话的叮嘱，那些远方亲友的安慰，都是支撑他们走过寒冬的力量。
真正让哈尔滨的冬天沸腾起来的，是进入腊月之后。松花江彻底封冻，变成了一块巨大无比、浑然天成的琉璃镜面，成了这座城市最宽阔、最富趣味的天然游乐场。孩子们穿着自家做的或是从亲戚家借来的冰鞋，在冰面上蹒跚学步，摔倒了便是一串清脆的笑声，爬起来继续，那无忧无虑的欢笑声，能贴着光滑的冰面传出老远。大人们则全副武装，裹着最厚的棉袄棉裤，在江边清扫出的空地上支起马扎，怀里抱着灌满热水的输液瓶或是橡胶热水袋，一边看着孩子嬉戏，一边与邻居闲话家常。话题里，总有绕不开的下岗：谁家男人下岗后去南方打工了，谁家女人摆起了小摊，谁家靠着邻里接济熬过了最难的日子。口中的白气与茶缸里冒出的热气氤氲在一起，构成一幅鲜活的生活图景，既有生活的苦涩，也有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温暖——邻居家包了酸菜馅饺子，总会多包一份，送到下岗的邻居家；谁家有多余的蜂窝煤，也会悄悄塞给生活拮据的人家，这份温情，是冰城人在寒冬与困境中，最动人的底色。
而整个冬季的高潮，无疑属于兆麟公园的冰雕游园会。从公园气派的大门开始，一座座用巨型冰块垒砌、雕琢而成的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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