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李瑾早年改良了牵星板、指南针，并提出了利用月相、木星卫星等天文方法测定经度的理论，但实际操作极其复杂困难，远航中难以常规应用），远洋航行的定位主要依赖纬度观测（通过测量北极星或太阳高度角）和航速航向的估算，误差积累非常惊人。“探海”号能大致确定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并描绘出其东岸的局部轮廓，已属不易，但要准确确定其大小、形状、与旧大陆的相对距离，几乎不可能。
李瑾沉吟良久，缓缓道：“经纬度之难，非一时可解。然可据几点推断：其一，舰队自非洲西岸某处（约在此纬度）西行两月余见陆，以当时季风与洋流助力，日均航程约在百里至一百五十里之间（估算值），如此算来，此‘浩渺洋’之宽阔，恐不下万里。其二，郑和所见‘新陆’，‘山脉连绵，不见首尾’，绝非岛屿，其广袤可能远超你我所想。至于具体形状……” 他走到墙边，指着自己那幅“猜想图”上，在欧亚非大陆对面，用虚线勾勒出的、一片大致呈南北走向的模糊轮廓，“或许……大致如此。其南北狭长，东西宽度则未可知。我等所知的，仅是其一隅。绘图时，可如实标注‘据永昌四十二年舰队初探所绘，其地广袤，详情待考’，留出空白与疑问，不强作圆满，方是求真之道。”
僧一行等人连连点头。不强作解人，如实存疑，这正是科学的态度。他们开始调整绘图思路，不再追求绘制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而是绘制一幅“基于已知探索的、如实反映现有认知（包括未知和不确定）的航海总图”。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样的讨论反复进行。李瑾凭借超越时代的宏观地理认知，为地图的总体框架和相对方位提供至关重要的“校准”与“猜想”；僧一行等人则运用唐代最先进的测绘、天文、数学知识，结合航行记录中的具体数据（日出日落时间、星辰高度、航行日志、水文特征等），进行艰苦的计算、推演和拼接。他们将舰队途径的重要地点（如好望角、几内亚湾附近、横渡大洋的起点、望乡湾等），尽可能准确地标注在正在成形的总图上，并用不同的线条和颜色，区分出已探索的航线、推测的航线、已知的陆地、推测的陆地轮廓以及完全的未知区域。
同时，对沿途物产、风土、人情的记录，也被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附属于总图的《寰宇风物志》初稿。那些奇异的动植物被绘图标注，土人的样貌、服饰、简易工具被临摹，特殊的气候、洋流、星象被记录。
这项工作耗时巨大。从永昌四十三年秋，一直持续到永昌四十五年夏。期间，又有一些零星的消息，通过阿拉伯商人或从东南亚返航的唐朝商船辗转传来，提及在遥远的西方（印度洋以西），似乎有唐人的大船队活动的模糊传闻，但无法证实是否郑和主力。这些真伪难辨的信息，也被谨慎地作为参考。
永昌四十五年六月，一幅划时代的巨制，终于在无数心血、争论、修改后，初步完成。它不是绘制在一张纸上，而是由数十幅大小不一、比例各异的绢帛拼接、裱糊而成的一幅巨大的、可以卷起的“总图”，辅以数卷详细的注释、说明、风物志。因其过于庞大，首次完整的拼接展示，是在皇城内的凌烟阁前殿进行的。
这一日，李显率领文武重臣，亲自前来观看。李瑾和武媚娘作为特殊嘉宾，也被邀请至现场。
当那幅巨图被宦官们小心翼翼地展开、悬挂在特制的巨大木架上时，整个前殿响起了一片压抑的惊呼和抽气声。
这幅被李瑾建议命名为《皇唐寰宇海陆总览图》（后常简称为《坤舆总图》）的巨作，彻底颠覆了唐人，乃至所有在场者对世界的想象。
图的中心，依然是大唐帝国及其周边已知的疆域，绘制得相对详细、准确，这是传统的“天下”核心。但从这里向外延伸，视野被极大地、爆炸性地拓宽了。
向南，蜿蜒的海岸线勾勒出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直到印度，然后一路向西，沿着清晰的航线，绕过那个被特意用朱笔醒目圈出、标注为“好望角”（旁有小字注“旧称风暴角，永昌四十年，郑和舰队列阵闯过，更名为好望角”）的岬角，进入一片浩瀚的、标注为“浩渺洋”（又称“西海”）的蓝色·区域。沿着非洲西岸（图上标为“西大食海沿边之地”或“乌迟散”，用阿拉伯语地名的音译）北上，至大约北纬十度左右，一条粗壮的虚线陡然西折，横贯整个“浩渺洋”，直抵图的另一侧。
在那里，一片全新的、用淡褐色渲染的、轮廓尚显模糊的巨大陆地出现了。其东海岸被勾勒出一段漫长的曲线，上面标注着“新陆东涯（初探）”，并有几个临时地名：“望乡湾”、“圣德角”、“永乐河口”等。海岸线向内陆延伸不多，大部分是空白，写着“其内广袤，多山密林，土人部落星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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