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走过来，满脸愧疚：“牧之，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让您受惊了……”
牧之摆摆手，打断他：“受什么惊？我高兴还来不及。”他走到船舷边，望着渐行渐远的黄鹤楼，轻声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啊。”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李宇轩听到了。他心中一动，想起了崔颢诗的最后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牧之此刻，心中大概没有愁，只有感慨——感慨群众的热情，感慨这份沉甸甸的信任。
“李老，”牧之忽然叫他，“你在想什么？”
李宇轩回过神来：“我在想，民心如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人之言，至今仍是真理。”
牧之点点头，点了支烟：“是啊。所以我要时刻记住，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人民能给我们，也能收回去。”他吸了口烟，望着滔滔江水，“今天这些群众，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共和领导他们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如果我们哪天忘记了这一点，开始搞特权，搞腐败，脱离群众，那么今天有多热情，将来就会有多冷漠。”
轮渡在长江上平稳行驶。对岸的汉口码头已经能看清了，工人们在装卸货物，起重机缓缓转动，一片繁忙景象。
“李老，”牧之转过身，认真地看着他，“我想再问你一遍，你在旧社会待了大半辈子，见过国民党的失败。你说说看，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李宇轩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很尖锐，但他知道牧之是真诚地在问。
“腐败，”他说，“派系斗争，脱离群众。但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民心。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疯狂敛财，百姓称之为‘劫收’。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后方官僚纸醉金迷。这样的政权，焉能不败？”
“说得好。”牧之把烟蒂扔进江里，“所以我们进城前就警告过，要警惕糖衣炮弹。现在看来，这个警告不是多余的。”他顿了顿，“最近华北、华东都发现了一些干部贪污腐化的案件，我很痛心。这才建国几年？就有人忘了本。”
李宇轩没有说话。他知道牧之在思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