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局第三处处长的办公室永远弥漫着两种味道。
早晨是消毒水——魏正宏要求清洁工每天用三遍漂白水擦洗地板，连墙角的踢脚线也不能放过。下午是茶香，他偏好武夷山的岩茶，尤其喜欢那种焦苦的岩韵在舌尖化开的感觉，仿佛能压住胃里时时翻涌的酸涩。
但到了深夜，当整栋大楼只剩下三楼东侧这一扇亮着的窗户时，空气里就只有安眠药碾碎后的微甜，混合着铁皮文件柜散发的金属锈气。这两种味道交织，恰如他的人生——一面是药力作用下短暂的安宁，一面是生锈的、不断被秘密腐蚀的内心。
今夜已是连续第七个失眠夜。
魏正宏推开面前那份“高雄港走私案结案报告”，指尖按压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报告写得天衣无缝，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走私的烟土数量、涉案人员、赃款流向都清清楚楚。下属在最后用红笔标注“本案可移送司法，建议判处主犯死刑”，那“死刑”二字写得遒劲有力，墨迹几乎要透到纸背。
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久到窗外传来松山机场夜班飞机的轰鸣。
飞机掠过夜空，桌上的台灯跟着轻微震颤。灯光晃动间，他拉开了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这个动作他做了二十三年——从民国三十七年调任保密局侦查科副科长开始，每天睡前必做的仪式。起初只是下意识动作，后来变成强迫症，再后来，变成某种自虐式的忏悔。
抽屉里没有机密地文件，没有金条美钞，只有三样东西。
最左边是一枚生锈的子弹头，用红绸布小心包着。民国三十五年，徐州会战，这颗子弹从他兄长魏正雄的左胸穿过。军医说如果偏一寸就能救活，可就是那一寸，让二十九岁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个飘雪的清晨。魏正雄咽气前握着他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替我多杀几个**”。
中间是一张泛黄的照片。民国三十八年，上海虹口，他和兄长并肩站在照相馆的布景前。布景画的是西湖断桥，粗劣的油彩把湖水涂成诡异的翠绿。照片里他穿着新做的中山装，领口浆得笔挺，兄长搭着他的肩，两人都笑得很拘谨——那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合影。
最右边，是今夜让他失眠的源头。
一封从香港辗转寄来的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邮戳显示寄出日期是三个月前，收信人地址写的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22号军情局转魏正宏先生收”——这地址本身已是挑衅。更挑衅的是落款：魏正英。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十八岁就跑去延安，从此杳无音讯的“叛徒”。
信不长，三页毛边纸，字是用钢笔写的，墨水有些洇：
“大哥如晤：见字如面。算来已有十五年未见，不知你胃病可有好转？记得你总在阴雨天胃痛，母亲在世时常用艾草替你灸中脘穴，你说灸完能睡个好觉。如今母亲已走七年，葬在基隆海边，坟朝大陆方向。我去年托人回去扫墓，听说坟头草已齐膝高，心甚凄然。
我在大陆一切都好，现在某中学教历史。学生常问国共内战事，我总说‘都是中国人，本不该自相残杀’。有学生追问，我便讲楚汉相争、讲三国鼎立，讲到最后都要归一统。历史老师当久了，看事情便习惯往长里看——百年后教科书怎么写我们这段，后人如何评说，想想也是有趣。
上月学校组织看戏，演的是《赵氏孤儿》。看到程婴舍子救孤那段，旁边年轻老师抹眼泪，我却想起小时候。你带我和正雄哥去淡水看戏，回来路上我走不动，你背我。那晚你说了句话，我记到现在。你说‘人这辈子，总要信点什么，才活得有劲’。我问你信什么，你说‘信天道酬勤’。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信。我信这片土地上的人，终有一天能坐在一张桌前吃饭，能用同一种语调怀念共同的祖先。我信海峡再宽，宽不过血脉；隔阂再深，深不过亲情。
最后有件事求你。我妻怀孕七月，胎位不正，大陆这边医疗条件有限。若你有办法，请托人在香港帮忙找个好医生。地址附后。此事无关立场，只关人命。
弟 正英 顿首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一日夜”
信读到第七遍时，魏正宏听见自己后槽牙摩擦的声音。那声音很细，像老鼠在啃咬木梁，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他猛地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一个棕色药瓶，倒出三粒白色药片。没有水，直接干咽下去。药片卡在喉咙，刮擦着黏膜下滑，留下苦味沿着食道一路灼烧到胃。
十五年了。
民国三十七年，他亲手签发了对魏正英的通缉令。照片上的弟弟才二十出头，穿着八路军军装，对着镜头笑得毫无阴霾。那张通缉令在《中央日报》登了半个月，赏金从五百银元涨到两千。有段时间，台北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魏家那个投共的小儿子”，父亲气得中风，瘫在床上三年，临终时眼睛都没闭。
“孽子……孽子……”父亲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横流，“魏家……没有这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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