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声音平稳地传出，听不出什么情绪。
推门进去，父亲正坐在书桌后的藤椅里，就着那盏绿色玻璃罩的台灯看一份文件。
灯光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这是他在市政府里的标准装扮，既不过时，也不出挑，符合他低调谨慎的性子。
他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眉头微蹙，似乎在斟酌文句。
听到林怀安进来，他放下文件，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父亲，我回来了。”
“嗯，坐。”
林崇文指了指书桌对面那把榆木椅子，语气平淡，是惯常的父子相处模式。
林怀安坐下，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一个半个月的分别，隔开的似乎不仅是时间，还有经历带来的无形沟壑。
他想说北安河的见闻，想说铺子里的风波，想说报纸上那血腥的消息，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这些沉重驳杂的东西，与书房里这安静到近乎凝滞的空气格格不入。
林崇文也没有催促，只是拿起桌上的白铜水烟壶，慢条斯理地装上一小撮烟丝，用纸媒子点燃，咕噜咕噜地吸了一口。
淡淡的青烟袅袅升起，模糊了他脸上惯有的那种谨慎而略显严肃的神情。
“在海淀这一个半月，感触颇深吧？”
还是林崇文先开了口，语气像是上级询问下属的工作，带着一种程式化的关心。
林怀安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他讲得比在母亲面前更条理些，也更克制些，但那些核心的见闻与冲击是无法掩饰的：北安河赤贫的震撼与“识字班”的天真挫败，铺子里银钱往来的算计与人情世故的冷暖，同行竞争的暗流，以及今日报纸上那触目惊心的密云惨案。
他努力想让自己的叙述显得客观，但说到铁柱家被高利贷逼迫的绝望，说到“哭婆”演技下的算计，说到那“二百五十多”这个数字时，声音仍不免微微发颤，放在膝上的手也不自觉地握紧。
林崇文静静地听着，偶尔吸一口水烟，烟雾后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儿子，没有打断，也没有流露过多的情绪，仿佛在听下属汇报一件棘手的公务。
只有当林怀安提到“福瑞祥”钱掌柜上门施压时，他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提到密云惨案时，他拿着纸媒子的手停顿了片刻。
林怀安讲完了，书房里只剩下水烟壶里液体翻滚的咕噜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极远处的市声。
沉默在蔓延，但这次的沉默，与以往父子间因隔阂而无话可说的沉默不同。
这次的沉默里，流淌着林怀安那些未经完全消化的震撼、困惑与寻求答案的渴望，也沉淀着林崇文数十年来在宦海与俗世中沉浮所积累的、复杂而审慎的思量。
“铁柱家那五块钱，后来如何了？”
林崇文忽然问，问题精准地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细节，而非那些宏大的感慨。
林怀安略感意外，答道：“暂时解了燃眉之急，还了部分利息，刘三没再立刻逼债。
但……如您所知，高利贷是饮鸩止渴，那点钱，改变不了根本。”
“嗯。”
林崇文点点头，又问，“那个装可怜要钱的‘哭婆’，后来还来铺子吗？”
“又来过两次，但老张没再给钱，只给了点剩饭。她后来就不来了。”
“那个用劣钱换钱的客人呢？”
“再没见过了。”
林崇文不置可否，又问，“你二叔应对钱胖子，后来用了什么法子？”
“二叔说，不惹事，不怕事。
他降价是他的事，我们只管做好自己的货品和服务。
若是造谣生事或动用下三滥手段，再想法子应对。”
“你二叔是生意人，他的法子，是生意场上的法子。”
林崇文将水烟壶轻轻放下，发出“嗒”的一声轻响，“那你觉得，这法子如何？”
林怀安沉吟了一下：“在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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