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腊月初九。
江南的冬天不似北方那般干脆利落。北方的冷是刀，砍下来就是一刀一道的口子，疼得明明白白；江南的冷是水，无声无息地渗进骨缝里，等你察觉到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冻透了。
莫老憨站在码头上，把身上的破棉袄又裹紧了一些。棉袄是五年前老伴给絮的，棉花已经结成了一团一团的硬块，东一块西一块地鼓着，像他腿上那些曲张的静脉。风从江面上刮过来，湿冷湿冷的，顺着领口往里钻，他缩了缩脖子，把下巴埋进领子里。
今天的鱼不好卖。
往常这个时候，码头上早就热闹起来了——鱼贩子们提着篮子、推着板车，在渔船和岸之间来回穿梭，讨价还价的声音能传出去二里地。但今天码头上冷冷清清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蹲在自己的鱼摊前面，双手拢在袖子里，谁也不说话。
莫老憨知道为什么。
三天前，“黄老虎”的人来过了。四个彪形大汉，穿着黑棉袄，腰里别着棍子，站在码头上吆喝了一通——从今往后，码头上所有的鱼货，都得先过黄老爷的手。每斤抽两文，不管大小，不管好坏，先抽了再卖。不交的，别想在码头上做生意。
两文钱。一斤鱼才卖几个钱？刨去油盐酱醋，刨去船租网租，刨去一家老小的嚼谷，本来就剩不下几个子儿。现在黄老虎张嘴就要抽两文，这不是要命吗？
码头上的人不服。但没人敢说出来。上一个不服的是张老六，被那四个大汉按在地上打了一顿，断了两根肋骨，现在还躺在家里起不来床。张老六的老婆抱着孩子来码头上哭了一场，哭着哭着就不哭了——哭有什么用？黄老虎背后有人，县衙里的师爷是他姐夫，巡警局的局长是他拜把子的兄弟。你一个打鱼的，拿什么跟人家斗？
莫老憨蹲下来，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那两筐鱼。草鱼、鲫鱼、几条鳊鱼，还有一条三斤重的鲈鱼——那是他天没亮就起来，在江心撒了三网才捞上来的。鲈鱼的眼睛还亮着，腮还在一张一合地动，鳞片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
这条鲈鱼要是搁在往常，少说也能卖个三四十文。现在？交完黄老虎的抽头，落到手里能有二十文就不错了。
“阿爹！”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莫老憨转过头，看见阿贝提着一只瓦罐，小跑着过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碎花棉袄，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手腕上套着一只旧银镯子——那是她养母当年的嫁妆，前年传给她的。头上包着一块旧头巾，头巾下面是一张被江风吹得红扑扑的小脸，鼻尖冻得通红，但眼睛亮得很，像江面上跳动的碎光。
“你怎么来了？”莫老憨站起来，接过瓦罐，揭开盖子一看——是红薯粥，稠稠的，里面还卧了两个荷包蛋。“你娘让你送的？”
“嗯。”阿贝蹲下来，把手贴在脸颊上暖了暖，“娘说天冷，让你喝口热的。鸡蛋是咱家芦花鸡下的，娘说给你补补身子。”
莫老憨看了一眼瓦罐里的两个荷包蛋，皱了皱眉。“你吃了没？”
“吃了吃了。”阿贝连连点头，但眼睛忍不住往瓦罐里瞟了一眼。
莫老憨没有揭穿她。他拿起瓦罐，把里面的粥倒了一半到自己的搪瓷缸子里，又把瓦罐盖好，塞回阿贝手里。“我喝这些够了，剩下的你拿回去，和你娘分着吃。”
“阿爹——”
“听话。”
阿贝抱着瓦罐，嘴巴微微撅起来，但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阿爹的脾气——看着闷声不响的，犟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像上次黄老虎的人来收抽头，码头上的人都交了，只有阿爹站在那里不动，说了一句“我打了一辈子鱼，从来没听说过在码头上站着还要交钱的”。那四个大汉围上来的时候，阿爹抄起船桨挡了两下，被打掉了两颗牙，但还是没有交。
后来是隔壁的赵叔帮着说了几句好话，又私下塞了二十文钱给那几个人，才算把这事糊弄过去。阿贝问阿爹为什么不交，阿爹说了一句话，她记了很久——
“你交了，他就觉得你好欺负。今天收两文，明天就敢收五文，后天连你的船都要收走。有些东西，不能开头。”
阿贝不太懂这些大人的道理，但她知道阿爹是个硬气的人。这年头，硬气的人往往吃亏，但阿贝觉得，阿爹的硬气是对的。
“阿贝，回去跟你娘说，今天的鱼不好卖，晚些时候再回去。”莫老憨把搪瓷缸子捧在手心里，喝了一口粥，热气在他面前散开，又很快被江风吹散了。
“阿爹，我帮你看着，你去歇一会儿。”阿贝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下来，把瓦罐放在脚边，两只手撑着下巴，眼睛盯着面前的鱼筐。
莫老憨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在旁边的木桩上坐下来，把棉袄裹紧，闭上眼睛。
阿贝今年十一岁了。十一岁的小姑娘，在城里应该穿着花棉袄、扎着蝴蝶结、坐在学堂里读书识字。但阿贝不行。她是渔民家的孩子，从会走路那天起就要学划船、学撒网、学认鱼汛。她五岁就能独自摇着小舢板在近岸的水面上漂着，七岁学会用梭子补网，九岁的时候已经能跟着他一起出江打鱼了。
阿贝的手不像城里姑娘那样白嫩细软。她的手指短粗，指甲剪得秃秃的，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虎口处有一道被渔线割伤的旧疤。但她有一样本事——她会绣花。
这本事是跟她养母学的。阿贝的养母姓柳，叫柳香荷，是江南水乡出了名的绣娘。不是那种在绣庄里挂牌子的绣娘，是那种藏在巷子深处、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但手艺比谁都好的绣娘。柳香荷年轻的时候在苏州的绣庄里做过几年学徒，后来嫁给了莫老憨，就跟着他到了这个码头上。她的手艺没处使，就在家里绣些枕头套、门帘子、小孩的肚兜，拿到镇上去卖，换些针头线脑的钱。
阿贝六岁那年，柳香荷开始教她绣花。一开始只是让她帮着穿针、理线、绷绣架，后来慢慢教她走针、配色、画花样。柳香荷发现阿贝有一双天生的巧手——她拿绣花针的姿势，比拿筷子还自然；她看花样的眼力，比看鱼汛还准。别人要学三年的基本功，阿贝一年就学会了。柳香荷把自己的压箱底的本事——双面绣，都教给了她。
阿贝绣出来的东西，和别人的不一样。她绣的荷花，花瓣上的水珠像是真的会滚；她绣的金鱼，尾巴像是真的在摆；她绣的蝴蝶，翅膀上的绒毛一根一根的，看得人想伸手去摸。镇上绣坊的老板看过阿贝的绣品，说这丫头要是生在好人家，送到苏州或者沪上去学几年，将来准能成大器。
但阿贝生在渔民家。别说去苏州、去沪上，就是去镇上读个学堂，都是做梦。
莫老憨觉得亏欠这孩子。不是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亲。十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他在码头上发现那只竹篮的时候，阿贝只有巴掌大，裹在一块旧棉布里面，嘴唇发紫，哭声细得像蚊子叫。竹篮里除了这个孩子，就只有半块玉佩——白玉的，雕着云纹，成色极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他把孩子抱回家，柳香荷看了一眼就哭了。“这是谁家的造孽，把好好的孩子扔在码头上？”
他们给孩子取名叫“阿贝”。“贝”是宝贝的贝，也是“备”的谐音——老天爷给他们预备的。那块玉佩他们收着，用一块红布包好，压在箱子的最底下。柳香荷说，等阿贝长大了，也许能用这块玉佩找到她的亲爹亲妈。莫老憨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想的是——找什么找？阿贝就是他们的孩子。
但阿贝越长越大，越长越不像这码头上的人。她的皮肤虽然被江风吹得红红的，但底子是白的，是那种怎么晒都晒不黑的白。她的眉眼生得好看，眉毛弯弯的，眼睛亮亮的，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灵气。码头上的人都说，这丫头不像是打鱼人家的孩子，倒像是画上走下来的。
莫老憨听了这话，心里又高兴又发慌。
“阿爹，有人来了。”阿贝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莫老憨睁开眼，看见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从码头的方向走过来。那人戴着一顶黑色呢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但走路的样子不像是来买鱼的——他不看鱼摊，只看人，目光在码头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阿贝身上。
莫老憨站起来，下意识地挡在阿贝前面。
那人在他的鱼摊前停下来，低头看了一眼筐里的鱼。“老哥，鲈鱼怎么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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