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能接通。交通更是隔绝，除了运送物资的定期车辆，几乎与世隔绝。
但南乔没有时间抱怨或退缩。作为带队的工长，他不仅要完成自己那份繁重的体力活——在冻土上开挖基础、搬运沉重的建材，还要协调其他几个工人，处理各种突发问题，应对恶劣天气对工期的影响。他把自己逼成了最严苛的人，对工程进度和质量的要求近乎偏执，因为他知道，这不仅关乎责任，更关乎他能否拿到那笔至关重要的项目奖金。
他成了工地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白天，他在寒风中挥汗如雨，指挥调度；晚上，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核对进度，规划次日工作。手指生了冻疮，裂开渗血，随便缠上胶布继续干活。胃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而加重，疼痛袭来时，他就着冰水吞两片随身带的廉价药片压下去。身体的极度劳累，某种程度上麻痹了他对远方家庭的思念和焦虑。只有深夜，万籁俱寂，听着山风呼啸掠过工棚，那种刻骨的牵挂才会汹涌袭来，让他辗转难眠。他担心母亲的疼痛是否加剧，担心苏予锦独自应对突发状况的无助，担心那每月三百元是否又准时到来，像个冰冷的嘲讽。
与家里的联系，变得极其珍贵和困难。通常每隔十天半个月，当运送补给的车上来时，他才能借司机的卫星电话，匆匆给苏予锦报个平安。通话时间以秒计，信号嘈杂，彼此的声音都断断续续。他只能反复喊着：“家里好吗？妈好吗？钱够吗？” 苏予锦的回答总是简短：“都好。够。你自己注意。” 然后通话往往就在一阵刺耳的忙音中中断。他握着失去信号的电话，站在荒凉的山脊上，望着家的方向，只看到重重叠叠、望不到尽头的灰黑色山峦。
他把所有的精力、思念、以及对改变境遇的渺茫希望，都浇筑进了脚下冰冷的水泥基座里。遥远家乡那间充满药味的老屋，病榻上日渐枯萎的母亲，沉默操劳、容憔悴悴的妻子，成了支撑他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苦寒之地坚持下去的唯一念想。他不知道这四五个月的漫长分离和艰辛付出，最终能否换来家庭命运一丝微小的转机，他只知道，除此之外，他已无路可走。
相隔千里两人的交流被压缩到极致，只剩下必要的信息传递。“妈今天吃了半碗饭，药喝了。”“水费单来了。”“明天我去城东那个工地，你自己好好照顾妈。” 对话简洁、干涩，没有任何情绪的铺陈。巨大的经济压力、看不到尽头的护理重担、以及被至亲轻慢算计的寒心，像厚厚的冰层，冻住了所有的温情。他们更像是并肩应对一场持久战的、疲惫不堪的战友，而非夫妻。
母亲的状态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坐在窗前晒太阳，眼神空洞地望着外面，会忽然对正在拖地的苏予锦说一句：“小苏，歇会儿。” 声音含糊，却让苏予锦的动作一顿，鼻腔猛地酸涩。坏的时候，疼痛袭来，即使贴着止痛贴，她也会在床上辗转**，无意识地喊着“疼啊……难受……”，那声音像钝刀子，切割着房间里另外两个人的心。偶尔，在痛苦的混沌中，她会喊出“玉”或“芳”的名字。每当此时，南乔就会别过脸，用力攥紧拳头，指节发白。苏予锦则垂下眼帘，仿佛没有听见，只是更仔细地检查母亲身上的止痛贴是否平整。
南芳和南玉果然“信守承诺”，不常露面。南芳偶尔会打电话来，背景音里是孩子的吵闹或电视的喧哗，她问：“小乔，妈最近还好吧？哎，家里一堆事，孩子又不听话，等忙过这阵我一定去看妈。” 南玉则连电话都极少，只在每月转账时，用那300刷一下微弱的存在感。她们似乎都默契地接受了母亲“生活还能自理”的设定，并将这作为自己可以“适度”远离的合理理由。
这个家，在微妙的、脆弱的平衡中维持着。南乔用透支体力换来的钞票，支撑着母亲的药罐和家里的米缸。苏予锦用耗尽心神的方式，维持着病榻前最基本的体面和清洁。那每月三百元的转账，像钉在墙上的刻度，冷冷地标记着亲情可以廉价到何种地步。母亲在一天天衰败，虽然缓慢，却无可挽回。而南乔和苏予锦，在这日复一日的消耗中，彼此之间那点仅存的温暖与支撑，也正被疲惫和沉默一点点蚕食。他们都知道终点在那里，却不知道这场酷刑般的跋涉，何时才是尽头。窗外的四季更迭仿佛与他们无关，屋里只有一种颜色，那是被药汁浸透的、苦涩的灰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