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伦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在周一午后两点。地点没有选在龙胆科技总部那些窗明几净、充满未来感的会议室，而是放在了城市边缘一栋由旧厂房改造的艺术园区里，一个名为“棱镜”的共享空间。
这是康斯坦丝·李的要求。她在邮件里说：“讨论技术的边界，最好在一个本身就在探讨边界的地方。”
姚浮萍提前半小时到了。空间比她想象中更……“不规整”。高挑的 loft 结构，裸露的红砖墙和粗粝的水泥柱，巨大的落地窗外是野蛮生长的绿植和锈蚀的旧工业管道。内部没有传统的会议长桌，而是散落着几组形状各异的沙发、单人椅，甚至还有几张可移动的白板和铺着毛毡的矮桌。空气中飘着现磨咖啡豆的香气，混杂着旧书的霉味和一点点油漆未干的气息。
几个穿着随意、像是艺术家或自由职业者的年轻人散坐在各处，对着笔记本电脑或 sketching pad（素描本）工作，对他们这群西装革履（至少姚浮萍和曹辛夷是）的闯入者投来略带好奇的一瞥，随即又沉浸回自己的世界。
“有点意思。”曹辛夷环顾四周，低声评价，“至少不会让人想打瞌睡。”
姚浮萍没说话，目光落在一面墙上。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用废弃电路板和光纤拼贴而成的抽象画，在灯光下折射出迷离破碎的光。数据与艺术的某种生硬媾和，却意外地有种直指本质的冲击力。
龙胆草是最后一个到的。他换下了惯常的深色西装，穿着一件质地柔软的灰色高领毛衣，外搭一件黑色休闲夹克，看起来比平时少了几分商人的锐利，多了些学者式的松弛。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封面是深蓝色皮革的笔记本，边缘已经磨损。
“都到了？”他扫视一圈。姚浮萍、曹辛夷、还有公司法务部的负责人已经落座。另一边，康斯坦丝·李——一位看起来三十五六岁、有着利落短发和敏锐眼神的亚裔女性，正和一位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老教授低声交谈，那应该就是北大的心理学教授吴明轩。旁边坐着一位神情严肃、面前摊开着法典和笔记的中年男人，是律师方堃。
还有一个人，独自坐在靠窗的一张单人沙发上，正望着窗外发呆。是林晚。她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和牛仔裤，长发松松地挽在脑后，侧脸在午后斜射的光线里显得有些透明。听到动静，她转过头，目光平静地迎上众人的视线，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没有客套寒暄，龙胆草直接走到场地中央一块空白的白板前，拿起马克笔。
“感谢各位今天能来。”他的声音不高，但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龙胆科技在做什么，在座各位大概都有了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五彩绫镜’的技术细节，也不是公司的商业策略，而是它可能带来的、以及它正在触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他在白板上写下两个词：干预与镜像。
“在传统认知里，工具应该是‘镜像’，客观反映现实。但当我们设计的系统，开始能够识别用户情绪，甚至尝试做出微小的、旨在‘帮助’的干预时——比如我们正在测试的‘微光系统’——它就从‘镜像’滑向了‘干预’。”龙胆草用笔点了点这两个词，“这个滑动的边界在哪里？谁有权定义这个边界？干预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如果干预失败了，甚至造成了伤害，责任如何界定？”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核心。没有预设答案，我希望听到各位，从不同角度的、最坦诚也最尖锐的看法。从康斯坦丝博士开始？”
康斯坦丝·李坐直身体，她没有用任何电子设备，面前只放着一个皮质封面的速记本和一支铅笔。
“谢谢龙胆总。”她的英文口音标准，语速平缓，“我在联合国数字伦理项目组工作期间，接触过很多类似的技术提案，从情感识别聊天机器人到基于生物数据的心理健康干预应用。一个普遍的困境是：技术开发者常常陷入一种‘善意傲慢’。”
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他们相信自己设计的算法能‘理解’人类的复杂情感，相信自己设置的干预是‘有益’的。但这种信念，往往建立在过分简化的心理学模型和有限的数据样本之上。更重要的是，它忽略了‘干预’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权力属性——谁赋予了你干预我的权利？即使你的初衷是好的。”
她看向姚浮萍：“姚总，我看过‘微光系统’的初步设计文档。触发阈值设定得很高，干预方式也非常温和，这体现了技术上的审慎。但我的问题是：当系统判断用户‘可能需要帮助’时，这个判断所依据的算法模型，是否经过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心理健康状况人群的充分验证？系统植入的‘善意变量’，比如‘陌生人的微笑’、‘窗台上的绿芽’，这些意象的‘善意’含义，是否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还是说，它本质上反映的是算法设计者（很可能是一群生活优渥、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问题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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