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呢。”
“太好了，”蔡说，“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准备一下了。”
我告诉他，我对这件事最不开心的是：当时就住在旁边的人没有来救我，还要污蔑来救我的人。
他听了，没有顺着我，而是不紧不慢地给了我许多为他人做解释的话，就是这些解释，让我真的感觉到心宽了，有了一种彻底的释怀。
他分析说：罗校长不是说他喝醉了，所以没有听见吗？那天没有及时出来，应该是他的妻子有点儿私心，一个农村妇女，没有高境界很正常的。罗校长后来还为你安排了车子了，这就够了，你心里的那块垒石要早早放下。
“还有那个电工，”他说：“我认识他。你知道他是怎么调到高师的吗？”
“不知道。但是，他装傻，他就住在旁边，应该他是第一个听到的。”
“不要随便怪人哦，自己已经没有事了，就原谅那些人吧，他们也是无辜的。只有自己的心里没有了疙瘩，才会活得开心呢。”蔡给我说起了那个电工的故事。
他原来是八井煤矿的工人。两年前的一天，他们是八个工人一组，在一个工作面上干活。他正好想去解手，刚离开的一瞬间，突然瓦斯爆炸，他们工作面上另外七个工友全部被活埋了，他虽然被炸昏，但没有埋进去，更幸运的是另一个工作面的人，发现了他，并把他背出去了。他逃是逃过了那个劫难，可也差点儿变疯了，托了亲戚朋友帮助，好不容易调到高师的。他心里的恐惧感还没有消除呢。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现在你也有恐惧症，别人在叫救命，你会怎么样？
我强词夺理地说了一句：“我会敲木撞墙，一起呼叫‘救命’。”但是，心里的褶皱已经被他抚平了，而且，我也算是明白，我为啥会喜欢他这个“白丁”了：对别人的理解，对自己的承诺，他都很有让我欣赏的一面呢。
中山医院的外科治疗室，我去了好几次，消毒换药，查看伤势。我这才知道，我这种刀伤，医院是要报警的，会登记在册。
上海的外科医生看了我伤口的缝合，无不称赞，一个小县城的医生，居然有如此高超的技术！我也不由得常会想起那个救我命的医生，还有他说的话，“你命大，碰到了我！”
医生要我“间隔拆线”，我不懂，医生还给我耐心解释：你这种伤口，一次性拆了线怕会裂开，要分两次拆……
世上好人真多，不经过一难，哪里知道到处都有爱心呀？认识的，不认识的“爱心”们，也在慢慢治疗我遗留的恐惧症。
爸爸等我线拆了，才告诉我家里的一个打算。两个弟弟都要结婚了。
大弟弟已经顶替父亲进了上医，分在放射医学研究所。他考进了上医的夜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医疗器械。他们已经有了成家的基础。
小弟弟还在南站，开铲车，日夜倒班，很辛苦。女朋友也在南站工作。他与大弟弟一样考了上医的夜校，专业是“遗传学”。
可是，现在我家的房子是旧式的，很难当成新房。于是由父亲向上医申请换房。那时候是没有房屋买卖的，房子也很少，但是老少无欺，都是由组织上来评定。
我父亲说了一个故事，让我刻骨铭心。那是发生在1969年我去插队后的事。在那个动乱不堪的年代，父亲奇怪地当了上医“牛鬼蛇神”的大队长。他每天要“管理”好多好多被dadao的老领导。他小心地处处地照顾着他们。有一次，来了一个不太熟悉的红卫兵，气势汹汹，肆意要找一个姓刘的老处长的岔子。那天，也正巧，刘处长发烧，父亲就安排他整理一下宣传小册子，可以坐着干活，还不时能偷着睡一会儿。却被那个红卫兵看到了。他一把揪起那个处长就要斗他，还吼叫着要他去扫厕所。父亲冲过去解释，说是他安排的，并答应那个红卫兵，自己去扫厕所。那个蛮不讲理的“兵”，见爸爸挡住了他的事，就论起大巴掌狠狠地抽打了我父亲一记耳光，我父亲满嘴鲜血，头晕耳鸣，两眼一黑，差点跌倒在地……（别看只是一记耳光，打得不巧，父亲从此犯下了头晕的后遗症。）
但是，也是这一记耳光，为老处长更不可设想的后果，担待了过去。现在，这位老处长恢复了原职，正好是他在负责分房。于是，申请得到了他的支持。可剩下的只有两套，要么五楼，要么一楼。我们就选择了五楼。
新房的面积并没有增大，三间房，没有厅，厨房卫生间也不大。只好凑合。一间十六平带阳台的，爸妈加我挤一挤，一间朝南的十四平，给大弟弟做婚房，小弟弟只好住在后面的九个平米的北屋。后来就把他的新房建在这个小屋里。
我们那时候年轻人的婚事，都是因为感情好，才走在一起的。如果要以房子来作为结婚条件的话，特别在上海，那就没有几个人能结婚的了。
我们搬家了，大弟弟也结婚了。
妈妈问我，你们准备好了吗？蔡过了一天，就拿着户口本来，他悄悄告诉我，是他偷出来的，我们赶快去登记。我有点不明白，为啥要偷？他父母还是不同意？
他答非所问：“我打听了，结婚是在民政局登记的。”说着就拉着我去了那儿。
结果，民政局的人问：“你们单位的介绍信呢？”我们被问傻了，只好回转来。
他的介绍信一下子就开好了，因此，他的父母也就知道了他偷户口本的事。接着，他与父母开始深一步地交谈，这次是“硬碰硬”地谈，谈了许多具体的问题。
他把我在江西对他的好，一桩一桩地说给父母听：我是怎么去大城找他，并同意了三年以后结婚的；怎么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了他去做人情；还怎么样地辛苦为李子断奶……感动是感动的，但是，他们这么小的家，而我的家也没有空余的地方，怎么样可以结这个婚呢？
他家一栋小楼，上面两个房间，一间南北通透，已经是他大哥的新房。还有一间小的，九平米，朝北一扇窗对着永嘉路，朝南的窗对着楼梯，东窗对着隔壁一栋三层楼的楼梯窗，就这个小间，原本是他父母与两个妹妹住着。他回上海后，一直睡在楼梯上面的阁板上。下面一个大通间，连着厨房一起。外面还有一个作为进出的窄长的通道。
他们商量了很久，才最后定下来了，楼上小房间收拾出来，给我们做新房。楼下用一只大橱，一只单门立柜，还有两只床头柜叠起来，形成一道墙，在楼下通间里面，被隔出来了一间，再在上面用两副铺板搭一个阁楼。他的妈妈与两个妹妹睡在阁楼上，下面放一张床，他爸爸与李子睡。这个搭建的任务，就交给了他很有手上功夫的二哥。他二哥与二嫂回上海来帮忙了。
这个计划让我与蔡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终于有了一间新房！要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敢想过，只要在什么地方帘子一拉，权当婚房，我也不会作声的。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小房间，管它怎么样，装得下两颗真诚的心就可以了。
我这边，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学校办公室，希望能开出证明。虽然学校拖了好久才开出来，但是，还是开了。过后才听说，因为学校的领导大调动，廖校长与柯医生调去了宜春，那个张主任也调走了。
很意外的是，七九届文艺一班的司同学这时来看我，告诉了我一个也是意外的事情。他因为家庭有困难，他上面几个哥哥姐姐都去支边的支边，三线厂的三线厂，一个都没有留在家里，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没有人照顾，他家便申请到了让他回上海的指标。想不到，他的批准了的申请被人先利用了，那个人倒是回了上海，他却回不来了。于是，他向地区教育局再三请求，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他。可是，他与局长之间没有沟通成功，言辞激烈地碰撞起来，一气之下，他坐在教育局门口，开始绝食。并且一直坚持了好几天，眼看事态越来越严重，高安师范派老师来劝解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了。
他心情沉重，我也心情沉重，知青已经在大批地回上海了，但是，依然有许多被掉在了“坑”里，回家之路艰难而没有方向，我们都是属于难以自拔的一族！
我告诉他我受伤的事，他们班的毕业分配事宜都交给邢大隆老师办了。不曾想，这个插曲，后来会演变出来了一个糟糕的尾巴。
我们家为了省钱，也为了蔡家的经济拮据，我与小弟弟一起办婚宴的。那是1980年的元旦。
小弟媳的嫁妆用小型面包车装来的，她的许许多多让人耀花了眼睛的东西，吸引了好多邻居来观望。我的嫁妆是蔡与我一起，装在黄鱼车上拉去新房的。妈妈只是给了我一包长生果与红枣，要我到处放满，不要有空罐子。
我把这次回来，才最后完成的毛衣给了蔡，他二话不说就套上，这件“温暖牌”也就成了他新郎官的服装了。我的新婚服装是妈妈给我挑选的老式的骆驼毛的棉袄。
在婚宴上，我小弟弟西装笔挺，英俊潇洒，我小弟媳绫罗绸缎，珠光宝气，来宾全被他们吸引过去，早忘了还有我们一对新人。
我舅舅记起来了，他突然大声地提请大家注意，说：“建华也是新娘子，但是，她是一个党员式的新娘子，简朴是美德。”
我灿烂地笑了，舅舅的话为那时候还在刻苦寻路，囊中羞涩的知青，盖上了最精彩的一块“遮羞布”。但是，后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发现，这块“遮羞布”变了性质了，我真想告诉大家，我们那个年代多么珍惜这块“布”呀！
我的爸妈在完成了这些事后，从还剩下的钱里面，特地拿出来了八百元，偷偷给了我。因为蔡买了一架两百元的播放机后，窗帘也买不起了。我用纸贴在玻璃上。妈妈差点儿眼泪掉下来，说：“我的女儿，我要一样对待。”
我来到了蔡家生活。
我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走进他家的。即便进了的是“寒门”，可还得低人三分。等蔡的婚假结束、他去上班后，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出来了，“外地人”意味着什么？
他的父母虽然同意了这门婚事，也是为了儿子，让出了房间，自此他一家五口人，都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了。
他们当着蔡的面，对我客客气气，可只要蔡不在，他们就都翻脸了，对我爱理不理，哪怕吃饭吃东西也不来叫我，我成了这个家的“透明人”了。
那时候，我的手正在长神经，哪怕对着皮肤吹一口气都是痛的，更不要说浸冷水了。蔡很懂我，所以他每天下班回来，忙上忙下，为我烧饭做菜洗衣服。这么一来，弄得他的家人对我更加恼火，一个女人，整天看书有什么用？儿子八小时上班，回家还要这么辛苦地来照顾她！他的家人也就看着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她母亲恨得就剩没有出口骂人。
他家的房子是依在隔壁洋楼旁边另外建造的小楼，没有厕所。之前，有扇小门可以通到隔壁去如厕的。但是，那座洋楼归了环卫所，成了办公楼，于是，不再允许居民进出。没有厕所就成了蔡家最麻烦的事。好在我是个“外地人”，这点儿苦吃得起，还不就是天天倒痰盂罐？只是不习惯在永嘉路上，一个上海的“上只角”，端个痰盂跑几十米远的地方。我感觉一路上都是异样的目光，如芒针刺背。于是，我常会放在晚上去倒。如果蔡回来了，他就帮着我去倒，这又增加了他妈妈对我的不满，老是嘀咕儿子，太宠着我了。可我，一到晚上，我与他两个头放在一个枕头上时，我就开始对着他嘀嘀咕咕，说他爸妈对我处处冷眼。
他的“三夹板”做得真不容易，一声不响，埋头苦干，帮我做了事，再帮父母做事，他家的马桶成了他的任务了。还要照顾小李子。他就这么用无怨无悔的付出，来减少家里的摩擦。
我看着他每天默不作声地辛苦干活儿，就学着把怨言吞下肚子去了。
他呢？还是懂我，说着父母的不容易，也说着我的忍耐的不容易。
什么是婚姻的幸福，我琢磨过，因为在物资上，我要什么没什么，在精神上，我也是被冷漠的那个，那么，我得到了什么呢？
“他懂我，”这是一个非常无价的财富，“他为我常拂心尘，”就是我的另一种精神上的受益。有了这些，我的婚姻没有成为“爱情的坟墓”，因为“懂”，我们最淳朴的感情一直在畅流中。
好像这种“懂”，放在那时的社会上，也一样可以“流通”。他们单位的工会在春节前，评他本年度先进个人，事迹就是：没有将外地女友抛弃。
这种自我修炼来的“幸福生活”，也过得飞快。又一个学期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与所有新婚夫妇一样，如胶似漆，怎么舍得分离呢？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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