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寝室。
维琪一看到我就赶忙说：“你去了哪里？把我们都给急得……”
我淡淡地一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地回答：“去大街上看看了。”
凌萍从上铺探头说：“你晒的衣服干了，我帮你收下来了。”
我看见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的被子上。
这时，我再怎么装也装不像了，眼眶湿润，喉咙打结，说不出话来……又只得紧咬牙关，不让眼泪“溜”出来，一个劲点头……我的同学们并没有把心都“拗”过去呀。
维琪把一碗炒鸡蛋放在桌上说：“我去买饭菜，一起在寝室吃。”
那晚寝室只有三个人在，我们晚上都默默地吃饭，那碗炒鸡蛋的味道真的很香。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班静悄悄的，毫无排练的迹象。而学校又要我们搬“家”了。我们一个班的女同学都回到楼上的房间，听说是因为有个副校长，也是管后勤与基建的，马上要调来，我们楼下几间房要分给他。
一回到楼上，我们又全挤在一起了，房间里都是人。
白天，我就躲到隔壁的体育班的教室里，他们大多数人不在，有的在操场上打篮球；学校的最后几场球赛要完成，也有的为了分配，各自出去活动了，反正没有什么课，非常自由。
我坐在他们教室的后门口一排的课桌边，努力地把我最后一台节目的演出思路写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安排好，因为再等就来不及了，眼看此时班里没有人会出来做我这摊子事，我必须得做准备了。
都想明白的我，写东西飞快，一两天功夫，脑子里的各种构思，很快就变成了怀里揣着的一叠纸，里面全是我的致诚致意。然后，就安心等吧，虽然十分盲目，但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在慢慢平静下来了。
不知怎么的，我却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这几天总有个男人来找维琪。
他有四十多岁吧？不像是维琪的男朋友。我不免关注起来。隔三差五，他就会与维琪说“悄悄话”，所谓“悄悄话”，就是他们说的话，谁也听不清楚。只见他们两个人坐在床上，维琪横坐着，身子靠在里边的墙上，我们只看得到她的腿和脚，她的脸看不到，而那个男的是斜靠在双层床的架子边，他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维琪默不作声地听着。
我有一次问了她，维琪只说了一句：这个男的是县文化馆的画家，罗老师。然后，就是省略号……反正越接近我们学校生活的尾声，同学们好像越都变得神神秘秘。
我有时也会想一想，自己怎么办？想了半天，心里转出来的就是黛玉的那句：“无立足之境，方是干净。”
一转眼，离我们毕业演出时间只有一个月了……那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看许国璋英语，
维琪对我说：“小汪，我们班第一个站出来、说要请你出来排练的是二胡郑，他说他忍不住了，再这么下去，我们班丢死人了，一个毕业汇报演出都拿不出来。还有赵侠，他也再三委托我来请你的。”
我是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听了她的话马上就笑了，那是很开心的笑，因为我为演出呕心沥血做好的设想可以实现了，我怀里的那一叠纸可以派上用场了。
不过，我也真是太没有一点城府，依然傻笨一个，不知道在这种时候要摆一下架子。听了她的话，我就迫不及待立马说：“不要紧，我已经写好了。”边说边把两个舞蹈的创意文本交给维琪，让她赶快转交庄老师，因为完成谱曲与乐队排练需要时间的，这是第一要快的部分。
“管他明月照哪儿，我只一心托明月。”这就是我这种人对人生有点不识斤两的认知。
维琪也一愣，她以为我在那种被挤压的情况下，总会要发几句牢骚吧？结果，我只有一个字：“快！”
我后来只是问了一句：“牛洪泳怎么没有发动群众呢？”
“所有群众，包括两个文艺委员都回答他，我们已经习惯‘某个人’来排练了。”
于是， “某个人”二话不说，撸袖就干，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谁能不心急火燎，对集体荣誉的一个责任感，早已让“她”义无反顾，忘了个人的恩怨与脸面了。
之后，我更是那么没日没夜拼命干上了。
终于，我们班最后一台节目的演出开幕了。
我记得，我与阿兰的相声《画像》，在学校是第一次亮相。因为我太忙了，顾不及自己的节目多排练几次，想不到阿兰一上台就出差错，她把第二句该说的忘了，接了第五句……眼看要乱……我那时候年轻，脑子快，一秒钟里就想出来了：我该怎么说，可以接住她说错的台词，然后又该怎么说，让她记起台词，……我临时编的几句话，果然奏效，阿兰聪明人哪，一点就通，后面的接口都对上了……我松了一口气，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主要节目，并且还是赢得了全场不断爆发出来的笑声和掌声。
我记得，最后的民乐合奏节目，庄老师一定也要我上台，用学了没有多久的大阮拨节奏。这次的民乐合奏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同学都上台了，因为有许多同学的二胡从《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练习里走了出来，可以挤在一起齐奏民乐《紫竹调》了，很体现文艺班的教学成果。
我还记得，一个十六人的群舞《歌唱祖国》，八男八女，跳出了激情。跳得满头大汗的林苗，对我笑得那么灿烂。而美丽得像朵花的小芳对我说了一句：“姐，谢谢你。”我忍不住又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感受着双方的心跳。
总算，我们班最后一个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对自己轻松地说一声，“这两年我没有白来。”
同学们中也有另一位“某某人”说了一句真心话：“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忍辱负重。”，
他就是赵侠。
在那天晚上，我们班的同学们像以往一样的兴奋。可是。第二天眼睛一睁，就看见有很多人在打铺盖。他们消息灵通，比学校的通知更快，说是接下来，所有七七届毕业生得全部回各自县城去实习，三周左右后，分配通知会送达各县。
还有小道消息在说，学校送到地区去审批的三名留校人员，只批了两名。而工矿名额只有申请人数的一半还不到，看来最后的“鏖战”马上要打响了，学校怕引起更大的波涛，就用这个方式疏散了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所有毕业生。
我们一个上午拍毕业照，学校请了县照相馆的专业师傅来拍的。五个毕业班，闹哄哄地挤在篮球场上，多像我们宿舍前那几棵大树上，每天清晨会叽叽喳喳的小鸟呀，但是，一会儿“小鸟们”就要“大事临头各自飞了！”
同学们心里的留恋都还没来得及翻涌出来，就已经被一片“再见”声淹没……声音里面夹杂着复杂的情绪，不知道是分别的痛苦，还是分配的焦虑……
凌萍与我说了一声，她有车子来接，不能等下午开欢送大会，拍好照就走。
我们那个大房间里的同学们一忽弄走了一半。
我与维琪还有高安本县的几个同学还在。好像男同学们更少，心不在焉的邹班谷班，不得已留在学校，其他班也只有三三两两的还在，就是为了当好最后的欢送大会的代表。
那天晚上，想不到廖校长来我们寝室了。
廖校长是个非常典型的文雅书生，他的性格温敦厚重。平时，他不太到女生宿舍或教室里来的，但我们都认识他，是学校的第***，他的每一次发言都让我们很关注，因为他思路清晰，说话没有官腔很重的那几句“咏叹调”，教学方面也很内行，所以大家都爱听。尤其是他做人行事非常正，在领导圈里说话算数，老师群里威信很高。尤其他的爱人是柯医生，所以一看到他，同学们就会陪感亲切。
我们剩下的几个女生搬小凳子，与他一起坐在寝室前的大阳台上。
“你们要毕业了，给学校留几句话吧。”他是这么开头的。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许多好话，他一直微笑着，听着。
我说：“高安师范给我锻炼的机会是最多的，我很感谢。”
他眼里含着温和与亲切的鼓励，很留意地在倾听我说话，并又问了一句：“你对学校的教学工作有什么建议？”
这把我问住了，这是办学理念，我心里空空的，哪里有合适的东西掏出来？不过，我情急之下倒也想出来了这么一句：“我觉得学校边教学边组织实践是很好的。我们一毕业就可以直接上讲台了。”
“你可以，你本来就是老师。”廖校长原来对我非常了解呢，“而且，汪建华的名气不仅校内知道，校外也知道了。”
我被他这么一说脸都红了，“我，我是因为这个名字太普遍了，一叫就会有几百个人应答呢。我们学校就有三个建华，七五届有个唱歌的建华，七八届有个跳舞的建华。”
“是哦，可她们都不及七七届的建华，你要留校了。”
这可是学校最高级别的人告诉我，“要留校”了呢。然而我心里还是没有信心，就对着廖校长说：“还没有最后确定呢。”
“唔，是的，你要两手准备。”
我是第二天中午走的。两只箱子放在学校指定的房间里，随身带的还是两只大旅行袋。
“我来送送你。”维琪马上接过我的一只袋子，我们一起走出了寝室，走出了校门……心里五味杂陈，脚步迈得很沉，一步步都踩在那份深深的不舍里。
到了车站，很快做好了买票寄行李的事，趁着还有半小时才开车，我们就在车门边依依不舍地交谈起来。
她说：“那个画家罗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画画的。”
“我们都猜到了。”
“他姓王，今年年初，罗老师去上海学习交流美术绘画，到了我家，看到我爸也喜欢画，他们相谈甚欢，于是，罗老师就想到了把也是爱好画画的小王介绍给我。”
维琪急性子，一口气全告诉了我：“王家的父亲是北方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部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随部队一直南下，转业到了高安，没有继续跟着部队打下去，成了高安县统战部部长。”
“那，你可以留在县城吗？”
“不知道呢，我明天去新街公社中学实习。所有人都得回原先推荐的地方。”
我们的心情不好，未来前途不怎么明朗，因为学校把“骰子”一下子都撒出去了，可“底牌”谁都不知道。我与维琪是在这种暗色调的离情别意里告别的。
到了奉新县教育局，所有我们高师这届本县毕业生都挤在一个会议室里。
我突然发现，高师的领队是张主任。我的心马上全被打乱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又在啃啮着我的心。尽管，他的那一只好眼睛并不朝我看，但是，我觉得他身上每个毛孔都在对我发火。第六感是很准的，当县教育局的一位老师说“现在宣布毕业生的实习分配方案……”他立即说：“请等一下，我有事与你商量。”并转身对着我们又加了一句：“同学们等一等，有一个同学要临时换一下学校。”
他拉着那位老师走进旁边的教室，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宣布：其中，我被分到了离县城有五里远的赤岸中学。凌萍在奉新一中。她很奇怪，偷偷告诉我，她是知道分配名单的，明明昨天她看到的名单上，我是与她一起的……我被张主任调换了！这还不算，张主任更是加说了暗示的话：“同学们，你们的实习学校，基本就是今后安排的工作单位了。”
束手无策的我，在他“复仇”的火焰中，已经被“烧”得没有了方向了，我只有很痛苦地接受这一切。只是不明白，他对我的如此“深仇大恨”从何而起的。
我去了赤岸中学。
那个学校就在公路边，一个大围墙围了几座楼房，楼房有三层的，也有二层的，基本都建在围墙四周，也就是中间空出一个大操场。一根高高的旗杆，红旗在迎风飘扬。我浑浑噩噩，居然真有一种感觉，旗子是因为我的心才存在，才飘扬，而学校更好像是在我的梦里出现似的……
我被人带到了老师宿舍，那座长长的二层楼房。楼梯在中间，我木讷地走了上去。带领我的人，依然热情地引路，右拐，一直走到头，打开顶头一间房间让我进去放行李，说他们已经请了清洁工阿姨来打扫过了。接着，我就一个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地跌坐在空空的铺板上了。
很久，我听到了门被轻轻叩响。我一个激灵从呆梦中惊醒，现实的感觉回来了……我在哪里？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了，一个很秀气的，高高个子的上海姑娘，笑吟吟地站在门口，
“我认识你，汪建华。我是高师七六届的，叫陈惠芬。就住在你对门。”
我马上笑了，但还是觉得我是在梦里笑……中了邪似的，脑子迷糊不清。
她与我一起进了房间，“你赶快收拾一下吧，晚饭时间要到了。跟我一起去打饭。”她帮着我三下五除二快速收拾行李，铺好了被褥，拿出了碗筷与热水瓶，就这么，简陋的房间里立刻有了一点家的味道了。
惠芬是个很温和的人，与我个性相投，她带我买饭，泡水，一起吃饭，温暖的人总是也会让人温暖，我被她柔柔地唤醒了。我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已经在一所以前从来也不知道的学校里了，或许，以后就一辈子在这里了。
我也总算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我没有能坐到高凳子上，更是不可能有中凳子或小板凳坐了，我是被人直接推倒在一个陌生的泥地上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想着，如果确定了我在赤岸中学的话，我就自己要求回仰山去，坐也要坐在我认识的那片泥地上。
第一周，生活上有惠芬的陪伴，工作上也有人照应，主要是听初中年级的音乐课，还试着上了两节中学里被称为不重要的副课——唱歌课。
周六中午吃了饭，惠芬就告诉我，她找了一个男朋友，是在别的县的大工厂里当技术员，她休息日要过去。其实不只是她，大部分的老师下午都回去了，有的家在县城，有的家在乡下，也有的家在隔壁靖安县城里，反正，这么大的一个围墙里，瞬间觉得，就圈了一个我。
特别是到了晚上，空空落落的学校不见人影，我在食堂找到了一个留守的老伯，他帮我弄了一点剩饭剩菜，我自己烧了开水泡泡吃了。然后回去教工宿舍。我登上二楼后，那条长长的走廊，黑咕隆咚，没有一点生息，看不见墨黑的那一头，我的心“咚咚”乱跳，似乎有许多妖魔鬼怪在黑暗里……我赶紧走向自己的房间，“嗒、嗒、嗒……”耳边回响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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