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所以，我们看到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也成为民营企业的选择。比如说2003年钢铁投资增长幅度高达130%，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其中都以民营企业的投资为主――就像天辰汽车，这你不能否认吧？当然这里面有要素价格扭曲和环境代价没有完全计入的影响，但即使排除要素扭曲，加入环境成本，考虑重化工业在当前的极高的资本回报率（差不多三年就可收回一个钢铁厂的投资），我估计大的投资方向不会有根本改变。
华夏工业发展的真正问题和前途在何方？世界几百年工业化的历程，到现在为止发达工业国加起来不过7亿人口。但华夏成为‘世界工厂’，加入发达工业国行列，人口到顶峰时，一家伙就会开进去14亿多，相当于当前全部发达工业国人口的两倍。这将引发全世界资源、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从国际上几个制造业中心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技术革命。我个人看好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有可能是以华夏的需求为主导的革命。”
这是萧正难得地表明他的观点，萧宸听了，暂时沉默，然后道：“其实我们的观点有相通的地方，我认为新的工业要以高技术含量为标志，而大伯你刚才也说了，华夏即便要做世界工厂，也得改进技术。所以这根本的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技术决定发展。”
萧正微微一笑，再次岔开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全世界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华夏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你觉得这个战略怎么制定好？”
萧宸笑了笑：“华夏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1953年～1978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5%。1956年『毛』『主席』感觉到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就提出‘农轻重’的发展战略。但直到1979～1981年的结构调整，才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服务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次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直到‘九五’计划提出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前提是要转变体制，‘九五’计划的目标建议就是实现两个体制转变。但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许多制度『性』改变没有实现，缺点就是着重于改变结果（增长方式），而没有改变原因（工业化道路），因而保留了很多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效果不明显。
旧体制遗产在以下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刚才我已经说过一些：第一是『政府』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依然较大；第二是gdp增长仍是考核干部的主要标准；第三是现行财税体制仍以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在中央和地方实现分权和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促使地方都搞产值大、收入多的产业。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必然导致各级『政府』官员走老式工业化道路。
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实际执行中有两个问题发生了变化。一是市场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主体的基础『性』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结构调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
这个时候，萧宁忽然『插』了一句嘴：“爸，小宸，我说一句。其实我老觉得，把经济发展战略提到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适就是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使得我们经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认识变成支配整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政策，这样就得给『政府』相当的权力，所以『政府』部门其实最喜欢用‘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不论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优先发展什么，只要到了『政府』那里，往往会扭曲为最能显示其业绩的东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给『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激励机制。『政府』的政策一定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而且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歧视，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所以我一直觉得靠『政府』来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是不太可能的。市场的优点在于不会让每个人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现在是希望那些不会犯错误的人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告诉我们资源应该如何配置，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一些人的错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错误。”
萧正笑道：“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当年在前苏联发展了重工业，尽管在当时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是弊大于利，是行不通的。而华夏『共产』党在南巡同志和你们爷爷的领导下提出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这个推论来说，小宁刚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如果这样直白地说很多人也接受不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谁来决定发展战略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有些规划是相当好的，比如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一个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个是《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是相当好的规划。所以，在华夏的体制下，国家在配置资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发展战略，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可能也是华夏的一个优势，虽然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只要党做出决策，统一思想，用党决定的方式定下来就可以高度执行，这个政策要是对的话就不得了。”
萧宸却表示了对萧宁的一定支持：“如果完全是市场化战略控制，我觉得宁姐说的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大的层面还是应该有经济战略架构。但是微观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场化，我相信现在有一定的市场化程度，企业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说岭南浪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企业就做出了理『性』选择。”
萧正呵呵一笑，却忽然朝叶玉灵问道：“玉灵有什么看法？”
叶玉灵本来不打算『插』嘴，被这样一问，只好说：“我觉得，经济学家们有责任帮助『政府』改变现有的经济环境，即从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转移。在历史中可以看见，任何一个国家在商本位占主导的阶段，就是人们生活最好的阶段，gdp发展水平最高的阶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阶段就一定是经济发展最差的阶段。计划经济的根源是零支出预算，就是我给你一块钱，我就少了一块。但是市场化经济学原理是，我给你一块钱要拿回十块钱。现在的价格扭曲，是由于『政府』主导造成的，如果不实现『政府』从官本位商本位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真正市场化。”
萧宸对此表示了谨慎的支持：“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看那些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往往忽视经济外体制的制约。刚才宁姐和玉灵所说的要素价格被低估，是市场价格低吗？不是，是人为压低的。如果说我国劳力价格低是因为有太多的劳务，那么华夏土地如此稀缺，为什么也这么廉价？过去说浪都外来工十年薪资不长是由于劳动过剩，市场均衡工资就是如此。有趣的是当地『政府』与‘批判的经济学家’都这样说，前者这样说是推卸责任：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不怪我们。而后者这样说则是以此来否定市场化，既然迁徙自由导致劳力涌入压低了工资，出路岂不就是限制流动、重新束缚农民吗？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证明：所谓的劳工廉价并非‘市场均衡’之过，而是有非经济的因素。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第一是所谓集体谈判权的缺失。近年来华夏商会自治的步伐远远超过工会自治的步伐，更别说外来工连非自治的工会也没有，面对官府、厂商与本地户籍特权三结合的压力，外来劳工根本不能集体谈判。没有讨价还价何谈‘市场均衡’？第二，现在的发展阶段，农业是弱势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前几年，农业要比正常条件下更为弱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此次税费改革前，我国的税收实际上是‘倒累进’的，取贫益富，农民的‘负担率’比其他群体更大。这直接导致2000年前后粮食主产区大量土地抛荒，农民被‘挤出’农业的速度反常地加快，这样的‘劳动无限供给’不能说是纯市场现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视外来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厉害，因此当时农民工能进入的只限于很少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劳动自然就‘过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税费改革了，其他地方准入了，岭南的‘廉价劳动’马上难以维持。
以上几个因素都是非市场因素。现在好讲什么‘『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府』有效的领域它‘失灵’，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却‘能得很’。恰恰反过来了。比如土地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说土地私有制不能搞。土地私有是不是最佳选择我也怀疑，但问题是现在部分‘三农学家’说土地不能私有的理由与某些土地管理官员讨厌土地私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前者说土地私有农民就会卖地，农民失地就会天下大『乱』，因此必须通过‘官有’来为农民提供土地保障。可是后者却说土地一私有农民就不肯卖地，官员搞不成圈地运动影响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等等，因此必须靠‘官有’来夺取农民的土地。我多次听到某些官员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搞了土地私有他们的城市就不会发展那么快，东方市之所以能超常发展就是因为有圈地制度。这不是扇了三农学家的耳光吗？其实历史上土地私有造成农民战争的说法十分可疑，而那些官员的说法倒表明：如果『政府』的土地政策出发点是这样，那恰恰会由于‘土地官有’而造成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甚至有可能造成农民战争。”
萧正忍不住笑起来：“农民战争，这话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