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干预所带来的可能收益。真实情况是，没有单一的“东亚模式”：经济政策差别很大，既有较为开明的香港，又有严加干预的韩国，不仅有印尼普遍的『政府』腐败，而且也有极为廉洁的新加坡。东亚的共同点是对贸易的开放和储蓄率超过其它新兴经济体。
还有德国社会市场模式。这个模式的优点是：出『色』的教育和培训，慷慨的福利国家和工资差距较小培养了社会的和谐；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缺点是：权力过大的工会、高税、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对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广泛限制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
最后是荷兰模式。荷兰一度是欧洲僵化症的一个极端实例。但现在一些人却视之为欧洲其余国家学习的一种模式。工人们接受了工资的较低增加，以换取工作岗位的增加；对兼职和临时工作的规章放宽了；社会保险税降低了。结果是失业率引人注目地下降――降到3．6％。荷兰模式看来提供了一条途径，减少失业，而又不大大削弱福利国家，也不造成报酬的巨大差异。然而，这种被当作头条新闻的低失业率所绘出的图画，其玫瑰『色』过于浓重；1／3的工人只在部分工作时间里有活干，这一比例是富裕国家当中最高的；有异常多的人领取丧失劳动能力或患病救济金，因而没有计入失业者之中。”
“分析得不错，但我们华夏可跟别人都不同，你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何在？你又是怎么看待我们国内的经济模式？”萧正的语气波澜不惊。
萧宸微微一笑：“借鉴意义暂时不说，我先说我们国内的情况吧。在现行的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从而大搞市政建设、形象工程，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说明我国还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是重走旧型工业化的道路。
旧型工业化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投资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
时到如今，长期的旧体制仍然留下了『政府』配置重要经济资源，政绩标准以gdp增长为主，财税体制缺陷和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遗产’，使各级官员易于回到传统增长模式。”
“嗯，弊端在哪？”萧正的口气听起来，考校萧宸的成分更大一些。
萧宸自然毫不怯场，说：“旧型工业化有七大弊端：一是扬短避长，浪费资源。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二是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三是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华夏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四是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五是增加就业难度。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
六是抑制服务业发展。由于对服务业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够，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近年来不升反降。
七是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美德法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国内最终需求不足；在长期会隐含金融风险。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萧正微微坐正，问道：“对此，你觉得应该怎么改变呢？”
萧宸一摊手：“我觉得，当前华夏经济应该通过三条路径增长模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学技术进步，要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加快服务业发展，『政府』要鼓励和帮助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发展现代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通过信息服务提高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
萧正把问题拉回去了一步，问：“刚才你提到重化工业问题，我想问一句，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华夏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你的看法？”
萧宸接过保姆递过来的茶，道了声谢，说道：“‘十五’计划确定以调整结构为主线，这是很正确的，但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及在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财税制度的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优化’解释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种认识使‘十五’计划在执行中出了不少的问题。
重化工业倾向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一是妨碍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不高；第二就是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三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第四个问题是就业状况恶化；五是促成了经济过热，并使整个经济蕴涵着金融风险。
所以我认为，工业重型化这条旧型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必须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状，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华夏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这种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首先应有别于早期工业化，也就是旧工业化道路。早期的工业化道路是靠物质资本积累，以及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则主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实现。我认为所谓‘新型工业化’，具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旧型的而言的；第二重意义是信息时代的新型，就是十六大所讲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萧正笑了一笑，所有所指地说：“最近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叫‘华夏经验’，访问十几个省的省长、书记，每位的发言都是大同小异，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发展工业，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税收，才能显示地方『政府』的政绩。你刚才对此做了一些个人分析，我忽然想到一点，假如我们的税收可以征收物业税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不发展工业，也有稳定的税源。物业税是以房价为税基的，房价越高，收的税就越多。那么地方『政府』就都去提高房价，从而就更有动力去改善一些与房价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时候地方『政府』岂不是会比谁的社会治安好、谁的空气好、谁的水好。比如说近来川都和临安打擂台，都在说自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因此它们就会在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展开竞争，从而使地方的环境得到改善。照你个这个观点，如果『政府』的工作是放在这些方面而不是去决定如何拉动生产、决定生产什么，那么『政府』职能的定位也就对了？”
萧宸立刻否认：“那不同啊，都去收物业税了，虽然炒房的人肯定要少很多，房价也可能渐趋合理，居住条件也会相应改善……可是失业率怎么办呢？总得社会生产力够不够呢？我们不能因为要住得安心舒心，就不吃饭了吧？”
萧正笑着摆摆手：“2004年我国9.1％的gdp增长里面工业占了64％。对工业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增长18.6％，大大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表明华夏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由于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从98年为60：40，2000年为62.5：37.5进一步上升至2003年为64：36。
华夏的工业增长是不是到头了，是不是可以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有几个指标，第一是农业，农业在整个产业的比重下降到15％以下，我们现在是14.8％；第二是农业就业的人口，要求降到20％以下，我们现在是50％；第三是城市人口比重应该占总人口的60％以上，我们现在是40％多一点。另外从全球制造业的分布来看，美国2003年是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华夏是3825亿美元，可以看出华夏的比重仍然是比较小的。我们曾测算，华夏要赶上日本大概需要20年，赶上美国大概需要40年，中间必须要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再从比较优势看。wto体系下华夏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华夏的土地没有优势，像澳大利亚那样做世界农场是不可能的，资本密集型也不可能，科技上其实也没有优势，华夏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做制造业。华夏在wto之后最明显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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