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职位变动，涉及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中央部委，以及河东、潇南两省。
外界注意到，这次调整涉及的省部级高官大多数没有完成原有职位的任期。
华夏高层干部变动的另一个信号是，经济、社会管理型官员在决策层中增加。统计显示，2003年“两会”以后，华夏的省部级领导中，文科学历的已占多数。辽安省委书记罗明成、江东省委副书记萧宸二人，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和官员学历背景变化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共和国一代”成为执政的生力军。
罗明成、李元焯等都是“共和国一代”，几乎都刚过40岁即获副省部级高位，而历来被外界关注的江东省委书记萧宸则更加年轻，作为七十年代初出生的最年轻中央委员，他被视为最有可能成为第六代领导集体一员甚至核心的“共和国二代”。
目前，在华夏大陆31个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中，“共和国一代”已遍布三分之一的省份。
学者分析，“共和国一代”大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的77、78级大学生，本身是精英，又恰逢国家人才短缺，他们在80年代初甫一毕业就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吸收。他们大多数人也曾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普遍具备求真务实作风，切实关心人民疾苦，并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与中央保持一致。
另外，人们注意到，在“十一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中，除有相关机关、组织参与外，还出现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身影。这在广义上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据记者了解，不少地方、部门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包括互联网，发布有关国家、地方或部门编制规划动向，征求群众对规划的意见。截至今年8月下旬，网上有关“十一五”规划的信息，已经接近100万条。这开创了华夏规划史上的先河。
辽安省委书记罗明成把公众参与视作人民应有权利。他说：辽安在制订规划中，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进一步畅通社会公众参与规划编制的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保障社会公众了解和参与规划编制的权利。
人们十分关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着华夏政治文明的进程。
顾挽澜最近强调，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华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如君在《京城日报》上就“华夏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发表专论。文章称，华夏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不能仅仅讨论一些抽象的原则，而是要研究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形成这样的利益协调机制，从根本上说，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法治。”
9月初，华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载文称：没有民主『性』就没有先进『性』。
文章说，按西方政治学的见解，抗战时期的延安和敌后革命根据地根本就不具备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选民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经济文化条件极其落后。但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占到总数的80%.
过去的三年里，民主实验实际上在渐然推进，有的产生了社会反响，比如，潇南鼎清区党内民主实验、江东吴城的“阳光『政府』”实验、西川雅宁的直选实验。
岭南、潇南、天涯等省对于地市级正职领导干部实行票决制，由过去通行的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变为了省委委员全体投票表决，现场生效；中原省决定凡涉及重大决策的党委常委扩大会，要邀请若干名党代表列席；江南临安市纪委尝试公开审理党员违纪，进一步保证党员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申辩权。
最近，有报刊引用1956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他还说，他只喜欢进步的华夏，而进步的华夏的涵义当然包括民主政治。
可以说，时至今日，国内外大棋局已经形成。
9月初，顾挽澜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峰会上发表了建立“和谐世界”理念的演讲，并提出五项措施，承诺大手笔援助发展华夏家。
几天后，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在京城发表了共同声明。这是华夏首次成功调解重大国际冲突。
国际舆论认为，这都显示出华夏正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华夏正朝着世界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迈进。
分析家认为，要应对新的国际形势，为华夏改革开放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战略上实施“韬光养晦”的同时，外交上也需要“有所作为”。
华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继思认为，“应该说，新的『政府』和领导集体采取了更有进取心、更积极的姿态，而这与韬光养晦并不矛盾。”
他分析说，判断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在于它是否有利于保证国内中心任务的顺利实施，而不是表面上的“硬”还是“软”。
王继思认为，本届领导集体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非常成功，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成熟的认识，对内对外政策和谐一致。“在宝岛问题上，美国的基本态度是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是中方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在处理中欧关系上，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以及在处理与发展华夏家的关系上，过去三年来，华夏『政府』积极而灵活策略亦引起关注。
王继思说，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而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会带来国内政策的变化。“内政与外交的互动更是越来越紧密，‘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大棋局。”
……
不过，不论国内外媒体是如何看好或者看衰华夏，在萧宸看来，依然是“两分论”：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潜伏的危机是不小的。
成绩有目共睹，且不去说他，就说危机。
在萧宸看来，在过去25年中，华夏经济取得了无可争辩的巨大成就。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华夏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华夏有必要对自己的增长战略进行相应调整，逐步解决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认为华夏目前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对外依存度过高。
2004年华夏的贸易总额对gdp比超过70%，2005年还将进一步上升。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大国的贸易总额对gdp之比达到华夏这样的高度。在号称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以及号称世界上最开放的美国，这一比例都在20%左右。华夏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这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华夏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由于经济规模日益增大，华夏许多进、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已经占据了很高的份额。华夏进口增加导致原材料价格暴涨，出口增加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品价格暴跌，已引起世界高度关注，针对华夏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对外依存度过高不但反映了华夏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发展的失调，而且使华夏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第二，投资效益过低。
在过去25年中，华夏的投资率平均维持在40%左右，在2004年更是超过了45%，2005年有可能达到50%。华夏的投资率之高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
在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华夏的投资效率却在持续下降。换言之，为了取得同一个百分比的经济增长，国民经济中所需要牺牲的消费比例越来越高。
华夏必须大力提高资本效率。把更多资源用于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把华夏经济增长置于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第三，国际收支结构失衡。
在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像华夏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同时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亚洲国家出现了这种双顺差。这种形势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华夏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累积直接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华夏通过购买美国国库券等形式大量输出资本，目前已经积累了7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华夏在引进大量长期资本的同时，输出了更为大量的短期资本。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作为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华夏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双顺差”说明华夏资源配置极为不合理。不断贬值的美元，更将造成华夏外汇资产的缩水。
第四，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华夏产业是以能源和矿产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2004年华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入国。华夏对铁矿石和其他许多矿产资源的需求成为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的飞涨重要原因之一。
萧宸从不觉得华夏真有多么地大物博，他一直觉得华夏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特别是能源和主要矿产的贫乏——而世界能源和矿产资源供给不但有限而且很不稳定。华夏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今后我们将为此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
华夏必须充分利用价格杠杆、产业政策和其他手段，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优化产业结构。否则，华夏经济增长将因瓶颈制约而走入死路。
第五，公『共产』品投资严重不足。
华夏在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环境保护、普遍义务教育等领域的投资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华夏城镇与农村、内地与沿海以及社会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令人瞠目。
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华夏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这是萧宸极为不愿看到的。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