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干部也没有用。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根本的还不在抓那个干部，而在于把公共权力给他弄小，但是他们能容忍一次『性』腐败，能够在一定时期容忍这一段儿。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代理者和购买者进行权钱交换的同时，或者在交换的背后，所有者放弃了这个权力，那么这种交换就只能是一次『性』的，代理人就会失去代理人的资格，所有者不需要也不可能再重新寻找代理人。这样以权钱交换的腐败和贿赂行为就有了收敛的『性』质。刚才时说具有发散『性』，这种情况就具有收敛『性』，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向前推进。可见腐败和贿赂不仅仅是正负两种行为，还是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结果，认识到这点也许对我们解决改革中的腐败和贿赂问题有重大意义。他们的意思就是光批判腐败是没有用的，制度学派的分析在十年前在我这位老师这里是比较客观的。就是说在改革中我们可以容忍一次『性』的一段时间的腐败，比如容忍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权力就变成了私人权利，过去之后改革就完成了。”
沈月榕听得目瞪口呆，心里觉得这说法似乎有些荒谬，却又感觉自己完全无从反驳，只好继续听萧宸讲说这个理论。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体制改革并没有变化，出卖了一次权力，又有新的上来，腐败有发散的『性』质就是蔓延。蔓延也有两种解释，按照经济自由派的解释就是你在腐败的同时没有把公共权力下决心去掉，自由派反腐败思路很清楚地，认为应该一个阶段忍腐败，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公共权利向私人权利转化。
但是越往后说越不像话，变成了鼓吹腐败。以为华夏可以按照他们设计的路径构建出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他们反对计划经济乌托邦也设计了另外一个市场乌托邦，人为设计理想制度，想的很天真，说咱们容忍十年腐败吧，十年之后咱就不腐败了，因为这十年中我们推进了改革，公共权力缩小了，十年之后腐败不就少了吗？问题在于十年之后并没有少，因为腐败形成了利益集团，包括理论，路线，干部，社会舆论，不断产生新的腐败。直到21世纪腐败只见发散不见收敛！主流经济学家后来说出这样的话：要骗出一套新体制。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
华夏主流派经济学家把腐败归于公权存在，监督执法费用太高，一个社会把那么多的资源配置在反腐败上也不是一个经济的事，所以要大力推进非国有化改革，大规模的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中小国有企业，大力发展个体的与私人的企业。『政府』『性』经常『性』反腐败的行为称为治表，这些腐败发生本来应该是私权但在华夏仍然是属于公权，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反腐败就应该非常适度，这叫主流经济学。一些吹捧的人这个话说的就更明显：说从经济学角度看只能追求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腐败适度存在，改革是第一位的，腐败适度存在是次优，最好是又改革又不腐败这是最优，没有最优怎么办，是要反腐败还是要改革，只能是改革。腐败只能容许它适度存在，最大优点就是能够使市场化进一步增强，通过经济基础变化促使治本『性』的反腐败推进，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反腐败如果起不到实效又影响改革进程，是非理『性』的选择。不反腐败改革难以顺利进行人民群众会反对影响到安定团结，但是反腐败也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人人自危，彻底失去参与改革的动力，反腐败要适度只能是两害取其轻。这里面公开提出了反腐败太过份是不行的，官员就不改革了。”
沈月榕听得有些心惊胆颤，怯怯地问：“这，怕是不好掌握吧？”
萧宸嘿嘿一笑：“80年代时我年纪还小，但那时候我因为家庭关系，已经比较关注改革，当时改革派就是这意思，当时腐败并不严重，说大家要容忍腐败，因为有权力的人，你必须让他有好处，他才会支持改革，用赎买政策。这话到90年代就成了这样了。还有其它的话：为了改革要牺牲一代工人，为了改革要牺牲农民，要牺牲一代少女，要牺牲环境，牺牲道德。出来一个张五常，说话最清楚：把国有企业送给那些有权人就是了。国有企业效率低怎么办，苏联东欧是一人一份股票，叫公平私有化，华夏要13亿人，13万亿国有资产按照户口本一个人分一万块钱，叫做私有化证券，拿这个你可以买股票，任何企业你都可以买，以后国有企业就没有了，在华夏这件事从来没有被讨论过，左派说了国有企业就不能分，右派说了不分早晚让人偷光，但分也不能平分，最后干脆说就送给那些有权力的人算了！那就连平分还不如，张五常就说的很清楚叫做腐败私有化，叫做以资产换特权。这几年对国有资产这种mbo，就是把国有资产送给经营者。”
沈月榕有些意外地看了萧宸一眼，在她之前看来，萧宸再怎么愿意反腐，可毕竟自己就是所谓“官僚特权阶级”的一员，他怎么也不会“自掘坟墓”才是，但今天听了萧宸这番话，才真的有些震惊：萧宸居然真的有这样的思想，竟然连自己所处的“阶级”都要反。沈月榕心中一动：莫非还真有干部把自己当成“人民公仆”的？她心里有些怀疑，又有些感动，忽然觉得萧宸真不容易。
天下最为难的事，莫过于让一个无比清醒理智的人，甘愿自己给自己挖一座坟墓，亲手把自己活埋。而萧宸，现在却似乎有这样的胸襟――或者傻气。
萧宸却不知道沈月榕心里在想些什么，反而继续说道：“另外那位张先生，就是被媒体捧为‘改革风云人物’的那位，则继续为腐败势力做事。他要做什么呢？一是华大教改，提为校长助理，许多人预测，很快他就是华大副校长，主导华夏的知识界，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他有什么改革？凡是没有在外国留过学的，没有在外国发表过论文的，不能在华大当教授，一下子把华夏大学的副教授都卡下来了。这个腐败就不是一般官员贪污，是深层次的，就是腐败利益集团要影响重大决策，需要文化买办化。
现在有钱有势人的孩子在外国留学回来，先在国家机关做司局长，三年后有了这个经历，就到跨国公司，这是一个趋势，在有些部门比如银行这样的人大量提拨，不留学的不能当干部，用轻化的名义把你去掉了。这些人是学了一些外国的模型会说外语，这样的干部能不能在要害部门，我一直反对，要害部门还有什么机密可言？毫无安全概念，盲目和国际接轨，你不要小看这位张先生设计的华夏大学教改，这套办法一旦实行，是全国推广，知识界和干部队伍全盘西化和买办化，这不叫腐败吧，但比腐败还危险，一套概念全是主张腐败有理的。”
沈月榕感觉自己有些『插』不上嘴，怕萧宸把自己小看了，好歹自己也是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的硕士高材生，在萧宸这样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高级领导面前，虽然肯定说不上多少话，但也不能完全不说话吧？只是这方面她还真不是很在行，搜肠刮肚想了想，才问道：“最近对国企的争论，就是郎顾之争，你是怎么看的？我感觉郎先生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呢。”
萧宸呵呵一笑，略微思索了一下，可能是组织了一下语言，这才说：“国有企业争论，其实以我的身份来说，真的不该多说，现在我也就是私底下跟你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政务院、发改委等机构的意见。”
沈月榕白了他一眼：“我又不是记者，你还怕我把你的话泄『露』出去呀？”
萧宸这才一笑，道：“按照最近的争论而言，我支持郎先生一下，当然我个人对郎先生既没有所谓的好感，也谈不上恶感。实际上郎先生代表了美国的中左思『潮』，不过在华夏经济学家反而不知道。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也是右派，他们控制华夏经济学比较危险。如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张先生的东西受到国内传媒吹捧，一小撮传媒大款把他评为改革风云人物，这是有人『操』纵的。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经济学，舆论实际被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操』纵。”
说到这里，萧宸感觉自己扯远了一点，止住话题，想了想，继续说：“这次，新自由主义想借我们中央十六大前后，中央最高领导交接的机会，策动地方『政府』和金融骗子，联手吃掉国有企业，本质问题是这个问题。产权理论我也知道，国有企业效率大部分确实低，他们说的国有企业所有的『毛』病即使我都承认，但现在还就是不能分。先在这放着，但是不能给你。经济学家说了，效率第一。现在要改成公平第一。我们这个社会，30 年提倡效率第一是有道理的，是针对计划经济，针对平均主义，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底线，应该提公平。还有就是基本原则有问题，不是执行的问题。这又涉及我们国家的基本合法『性』，是不是说效率高的人就可以剥夺效率低的人的财产？他的意思就是，你国有企业效率低，就送给经理算了。那位张先生被捧为企业界代表人物，有吐痰论：要把国有企业变成自己的，就得先把他搞垮，因为他搞得好也不会送给你。好像吃饭，一桌好饭你一个人想吃，怎么办，往里面吐一口吐沫，大家不能吃了，只有你自己还可以吃。”
沈月榕有点恶心地皱了皱眉头：“这个比喻……好恶心。”
萧宸哈哈一笑，也就照顾沈月榕的感觉，把话题转开，说：“这个问题我在委里跟几位同志也讨论过，当时我就说了：各位学中央精神这么多，是不是也注意一下真正控制我们社会的是些什么思想？真正影响思想的就是这类话，信不信这是一个实际判断。国有企业要再不整顿，肯定比民营企业还惨，最想腐败的就是国有企业经理层，这些年看到腐败有好处，不腐败反而不行。一部分人就是能搞好也成心把他搞坏，我们没法判断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就是说你要变产权，把国有股份送给他。
这件事能干吗？我告诉你，我是九十年代中期下放到地方上（鼎清区）工作的，实际上九十年代初期已经把乡镇企业的产权给了那些经营者了。经营者一定要送一部分给基层的政权，本身乡镇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原来什么都没有，改革开放之后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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