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8章 萧氏理论
看见萧宸放下电话后脸『色』不好，旁边的沈月榕便小声问了一句：“有坏消息？”
萧宸长出一口气，微微摇头：“也算不得什么坏消息，不过意料之中罢了。”
沈月榕道：“还是跟……跟风气有关吧？”
萧宸哂然笑道：“你想说的是‘还是跟腐败有关’吧？直说好了，我不是讳疾忌医的人，更不喜欢掩耳盗铃。”
沈月榕吐了吐舌头，虽然没有承认，但既然不否认，自然便是默认了。
萧宸笑了笑：“你是学工商管理的，该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夏窃据了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对腐败的分析吧？”
“嗯？”沈月榕觉得萧宸的思维有些跳跃，这话问得有些突兀。
萧宸笑了笑，淡淡地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夏主流经济学家对腐败的分析，比较早得我们知道樊纲在1988年有灰市场理论，文章反应不错。我现在在读经济学博士，我的博士老师张教授搞学问非常严谨，他写了文章《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他说了两种可能『性』，可以一次『性』以市场购买权力，但不能转变成为多次『性』的。另一位社会学家郑先生介绍了外国六种反腐败措施，一次『性』清洗、常设反腐败机构、非政治化手段如军官和道德建设、建设官僚队伍、缩小腐败行为机会等，认为前三种基本无效，就是说一次『性』的清洗运动和常设反腐败机构并没有效果，第六种下放权力，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说小『政府』大社会可以减少腐败。我的老师并没有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腐败和贿赂就不会滋生蔓延了？改革就是在不断的下放权力，但为什么腐败和贿赂反而风行了呢？我老师说，公共权力的存在只是腐败和贿赂的客观基础，但有客观基础并不一定发生特别大的腐败。他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是公共权力不能太多，就是说能够放给社会的就放给社会，这一点我们大家有共识，『政府』能不管的就别管，公共权力越多腐败基础越大，但是基础很大并不意味着就发生那么大。比如在计划经济下腐败就小，因为整个社会是权力控制的，没有条件做。在市场经济下条件就很多了。所以我的老师做了一个区别，腐败产生的基础广泛与其滋生蔓延严重的现实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改革提供了实现的机制条件，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到地方分权，权力越分散腐败的人越多。”
沈月榕听倒是听懂了，但不明白萧宸忽然说这话的意思，便很好奇地看着他。
萧宸则继续解释道：“经济学家假设腐败和贿赂是理『性』行为，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前几天我在委里开会，有几位专家和同志跟我讨论了一件事，说现在华夏的腐败超越底线了，是说华夏腐败不是理『性』行为。经济学家设腐败是理『性』行为，要受到成本和收益比的限制。腐败还不是很厉害的时候，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还可以限制，如果变成非理『性』腐败，比如一个人贪污上千万就是失去理『性』。你在一千万以内还叫做理『性』贪污，超过这个底线，你要这么多钱干嘛？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理『性』的贪污也不能这么贪污法，因为你要是贪污太多了，既是国家不抓你，很多穷人就整天琢磨，弄的你一家都不敢出门，最后把你儿子也绑架了，那有什么安全？”
沈月榕睁大眼睛：“经济学上还有‘理『性』腐败’这么一说？我是学工商管理，跟经济学有差别，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这方面你是专家，我还是当白居易的听诗老婆婆好了。”
“你这个‘老婆婆’未免高端了一点。”萧宸哈哈一笑：“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有一次强大的反腐败遏制这个势头。现在很多说法，阻挠我们彻底反腐败，就是说反腐败也没有用，抓了这一批，新上来一批更加腐败。但这不行，必须经常『性』的反腐败，腐败还能够让一部分人长期垄断起来吗？有理『性』的人当一个有实权的处长，腐败三年赶快跑。比如国家体改委90年代批上市公司，有实权。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就是你几个部门是肥缺，你这个肥缺的处长就只能干三年，这是潜规则，没有人规定你只能干三年，但是你到了三年自己就得知道差不多，就得走，把肥缺让给别人了。你干到第四年其他人估计就该对你不满了，联合起来告你的状，我看这就是还有点理『性』，讲究一个谦让，我们都是讲互相谦让的。否则就摆不平了。一百个处长就你一个人贪污，剩下99个人怎么办？肯定会合起来把你抓起来。你差不多了也换着来，这叫做机会均等。现在连这也没有了，一小撮人要腐败到底，这当然不行，腐败还能垄断吗？这就叫丧失理『性』。社会怎么样也是有一定规矩一定平衡的，不可能就一小撮几个人全得。就算老百姓没办法，同僚和各权力部门之间还有关系，不能让一小撮人全得。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太不像话了，超越底线了。”
这个“理论”听得沈月榕目瞪口呆，讶然道：“这……好吧，我承认，我震惊了。”她深吸一口气：“我准备好了，你还有什么骇世惊俗的理论，也给我说说，我长长见识？”
萧宸哈哈一笑，不以为意地说：“行，我私下跟你讲讲，这没关系。在十年前说腐败和贿赂是理『性』的，取决于成本和收益比较，华夏经济学家这种假设比较天真，如果他是理『性』的，它就自动地会有限制。就是说『政府』只要出台任何一个反腐败措施都会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现在比较糟糕，需要非常手段，至少把非理『性』的腐败遏制。”
萧宸嘿嘿笑了一笑，也不知道笑什么，然后继续说：“张老师说，‘腐败的基础是公共权力，但是腐败的蔓延取决于好多条件，比如政绩法制健全有利于否？道德秩序约束有效，意识形态有利、成功，使人们相信现有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制度是正义的和有效的，并自觉地加以维护和遵守。腐败贿赂将受到比较严厉的惩处，这样腐败就会受到抑制较少发生。反腐败缺乏效力，比如说下不为例，腐败成本很小，腐败和贿赂的泛滥就必不可免，所以归根到底就取决于成本收益比。’这是标准的经济学家说的话，所以这样的话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就不推崇一次『性』的清洗和建立常设的反腐败机构之类的做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反腐败也是公共决策，也可能发生腐败，但是说这些办法基本无效也言过其实，总还是有效的。后一段就是那个自由主义骨子里面的东西了，说改革从计划走向市场，要把一部分公共决策变为私人决策，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利，所以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这是他们自己说得还说得比较透彻。在人类历史上自愿让出权利的事情是很少的，即使是自愿让出也是迫不得已――别提华盛顿，他那时候的美国总统跟现在的美国总统是两码事，办公都要自己出钱，谁愿意干谁干，实权在财长那儿。实际上权利的转移和再分配通常只有两个方式，一是抢夺，二是购买。既然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家畜他们执掌的权利，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采取交易的方式进行购买，于是就形成了权利和钱的交换，在一般形势下既有法律和政策允许地交换也有不允许地交换，还有法律和政策上未涉及的交换，界限很难分清。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非法的交易往往打着合法的招牌，合法的交换往往借助非法的手段实行，一些变通的非正式的转移中的交换往往有一个从非法走向合法的过程，情况更是错综复杂，这就是由于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无路是由『政府』还是个人供给都会由于外部『性』的存在而发生供给不足，特别是要把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变成正式的制度安排，由个人的实施成本很高且还要得到『政府』的认可，这个时候通过贿赂的方式就可以大大降低的供给成本，于是腐败和贿赂就不可避免了。而改革中的很多变通措施和非制度安排往往是现有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在成为正式的安排，在这方面的化肥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用。
这就是张老师从外国制度学派那里介绍的理论。制度学派在外国是左派不是右派，属于非主流。被介绍到华夏解释改革就变成腐败有理，这是有一套理论的，可解释1995年以前，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权钱交换是破坏改革，人家说得清楚改革就是权钱交换，把一部分经济活动由公共决策变为私人决策，公权变为私权，让渡的公共权力非常特别，具体让度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者，而是主体代理人，干部并不是权利的主体，国家把权力委托给干部来行使，所以这个干部是权力主体的代理人，包括国有企业经理也都是国有企业代理人。所有者没法进入直接的权钱交换，只能通过代理人。”
沈月榕这次有些明白萧宸说这话的意思了，问道：“哦，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一些国企产权改革就是类似的情况是吧？干部作为权力主体的代理人，通过一些权钱交易，把国企的利益转给某些个人，因此构成腐败？”
萧宸嘿嘿一笑，并不承认是或不是，却继续说道：“你看这点儿很有意思，说明我这位老师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学者，他说有两种可能『性』，‘如果这种交换只是发生在代理人和购买者之间，所有者的权力并不变化，那么代理人就可能重复这种交换，所有者也可以改变代理人，腐败就不断的产生和具有发散的『性』质，公共决策就无法变成私人决策，市场化的改革就无法推进’。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就是所有社会都是权力控制的，那么你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大部分的公共决策权力要转到私人和社会手里，这个决策的转移过程就要发生腐败，那么就来一次『性』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不是一次『性』的把公权变为私权，那么就没有第二次了，如果不能这样，只是卖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说你在权钱交换的时候并没有把公共权力去掉，这个腐败了你抓了上来一个还腐败，那就是说你换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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