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0章 语馨借钱（二）
“华夏这几年很关键，从现在到十七大还有四年，很关键。以后有金融危机的危险，积累的矛盾爆发，虽然经济一直增长但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金融系统很多人认为，以后开放服务贸易，居民把存款大量转移到外资银行，如果『政府』和银行不建立威信，不彻底清除腐败，不建立起信用系统，一转移，银行股票证券的隐藏问题就会暴『露』出来。金融危机意味着少数人再掠夺多数人一次，『逼』迫你进行货币改革，居民存款等于零。这事不能让它发生，绝对不能发生。我们经济发展积累了很多矛盾，但我们还能控制得住，靠的就是『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从政治控制经济，所以『共产』党自己不能腐败，腐败了就没政治优势了，没政治力量了，只要出了事情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那华夏就惨了。这么多农民、打工的、还有那些吃青春饭的，好不容易存了几万块钱，金融危机一来就一扫而光，一万元变成一元。政治和经济在反腐败问题上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
第五是华夏资源稀少，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休克疗法之后还有生存空间，华夏没有啊。拉丁美洲腐败之后靠美国实行统治，俄罗斯靠卖资源过日子，这是根本基础。对休克疗法现在还有争论，但是人家有资源还能承受得了。俄罗斯的军工系统一直没瓦解。华夏就没有这个能耐了。我们从俄罗斯买苏－30战机。我们社会繁荣但是飞机还不行，gdp增长很快，俄罗斯休克疗法gdp跌了40%，到现在还没达到1989年的水平。我们gdp上来了，军工和高科技却下去了。俄罗斯卖飞机卖石油卖木材来挣钱过日子，现在石油从15美元到50美元，俄罗斯挣了很多钱。我希望各位同志有机会可以去飞机厂看看，就知道我们实力还不行。做玩具飞机进步了，高楼进步了，卡拉ok多了，灯红酒绿进步了。真正的核心国防力量高科技，看看如何！
由于华夏资源少，需要『共产』党和国家强有力的政治优势，来保持过渡期的稳定；祖国还没完成统一，日本修改宪法，要把经济大国变为政治军事大国，这条一突破就很快核武装。日本要发展核武器也很快。要突破政治宪法的限制，搞核武器的话，说不定没有一年工夫，核武器的力量就超过华夏，他全都准备好了。还有比岛独紧张的事，就是朝鲜半岛。小布什现在上来了，六方谈判还有两年时间。如果谈不成，美国对朝鲜动武有可能，甚至支持日本对朝鲜动武，甚至更恶毒的，他纵容不管，支持日本核武装。其实现在美国还比较傻，万一他什么时候说不管了，那就更麻烦了。日本可以造几千个原子弹，必定鼓励宝岛独立，它们就是这么一回事。有的地方不太清楚，整天吸引外资，出国，吃得特别胖，脑子不好使了。繁荣二十多年，华夏人骄傲自满了，这些基本敌情都判断不出来。
所以，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优势，华夏反腐败要一定要加大力度，突破思想禁区。就是为了我们假设的未来的一战。好像在sars期间，大家都变好了吧，仨月不敢出门，我们的工作也停止了三个月。那三个月华夏有腐败么？好像没了，也不用你反腐败。也就是说危机状态人自然就会好起来。你抓也是抓那部分少数人。
华夏现在不是镇压反革命，而是要清腐败。在外部环境危险的时候，要有大力度。我们不要等着那个时候，那时就晚了。提前就是假设腐败势力和外部反华势力相勾结，这是非常清楚的事。腐败分子能爱国么？腐败分子能上战场么？他的钱都存在外国了，他还能爱国家吗？这么下去，他们就是借wto机会，勾结外国资本在华夏形成买办势力。”
台下顿时又是掌声一片。萧宸对着一群县委书记，说话自然不像对省、厅级干部那样咬文嚼字，就是直话直说，最容易引起这些基层干部的共鸣。
然后他喝了口水，继续说道：“第二个问题，从理论上讲，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腐败问题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有腐败？是因为有封建专制势力的残余、资本主义影响。所以，主张公共权利和国有制度的，对于民主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叫人民民主。现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被边缘化了，解释力不强。但是在坚持最基本的问题上，还是很重要的。就是维护『共产』党领导、维护革命成果、不能让国有财产让少数人瓜分掉。不能赦免贪污腐败分子，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有作用。但时代发展了，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不能说服人。比如说：为什么要反腐败？因为干部是勤务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的确不是勤务员哪！人民民主怎么个搞法，也没有一个办法。有一种极左翼的解释，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吉拉斯，大家知道吗？这个人是最早的一个『共产』党领袖，自己出来批判斯大林模式。吉拉斯是铁托的三把手，二战以后，只有『毛』泽东和铁托不听斯大林的。因为我们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苏联红军来解放的。不听，斯大林欺负人家，铁托就反思斯大林极权社会主义模式。1948年他们就分裂了。搞社会所有制，不搞国有制，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一把手铁托、二把手卡德尔就搞一套理论，说国有制不行，会产生官僚主义。第三把手就是吉拉斯，工人出身当宣传部长，都是打法西斯上来的。这些人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在反思的过程中，吉拉斯走的最远。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根本『性』否定，他说是新阶级。人民通过干部来管理，干部会蜕化变质脱离人民，变成一个特权阶层。他用的词就比较狠了，叫“新阶级”。这是最早的『共产』党的领袖从社会主义走向了反社会主义，最极端的一个人。连铁托都不能容忍他，把他给关起来了。六十年代出生的同志年轻的时候都看过手抄本，『插』队的时候看手抄本。那时候我有几个学长，互相之间写信研究我们社会主义是不是有新阶级，让人发现了，被开除团籍。
现在在反腐败中有两个问题制约我们，一个是法律‘无罪推定’。在华夏想反腐败就不能无罪推定。特殊时期，特殊人群要实行有罪推定。好多国家包括香港‘廉政公署’，想反腐败，也是‘有罪推定’。‘双规’是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怎么了？就得有罪推定。不有罪推定他们就跑光了。历史条件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反腐败可以不依靠群众。反腐败的第二条，就是在法律条件下依靠群众。比如奖励个人揭发，实际是鼓励个人可以调查，向国家反映。当然我们不能再搞文革，群众随便抄家不行，得在法律精神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过我觉得吧，鼓励揭发实际是鼓励二把手揭发一把手，还不是发动群众。群众知道什么呀？腐败是几个人合谋的，重奖就是分化腐败分子。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在国家安全形势紧张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反腐败力度。反腐败中不能仅依靠反腐败机构，而不依靠群众。”
看着台下若有所思的众人，萧宸知道『毛』『主席』时代是他们亲历过的，说到这个，他们肯定会思考。
但萧宸还是继续往下说了：“传统右翼对腐败问题的解释，最核心的就是权力导致腐败，所以权力不能过于集中。哈耶克的思想在华夏的自由派中特别盛行。他的主张就是反社会主义，说你社会主义就是搞不成。为什么呢？就是太理想化了。搞理想主义强制推行。哈耶克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被华夏自由主义用来为腐败作辩护，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说我们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现实的人不可能是大公无私，只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一搞改革开放，一有权力，就一定腐败。还不能管过分了。自由主义到九十年代变得更坏，适合中腐败势力的发展，反对国家和『政府』，再就是亲美国，否定华夏历史上的革命，彻底否定『毛』泽东。说革命是错误的。老百姓只能接受压迫。刀不架在你脖子上就不能反抗，一反抗就是民粹主义。历史上谭嗣同不就被杀了一回吗？刀架在脖子上也没有反抗，所以才有革命嘛。他们就没话说了。这种思『潮』在社会上是很强的。在座各位平常可能不太清楚，社会思『潮』和我们是反着的。平常他不敢跟你说，实际上他那套路子是跟你反着的。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理论界，影响了决策，所以腐败才这么厉害。
九十年代初期华夏的学者介绍了各种腐败问题的定义，这些我都准备了，可是今天估计没有时间讲了。我简单的说一下，有寻租理论，制度学派的公共选择理论，反腐败的成本收益理论。国际上自由派经济学比华夏的好，华夏自由派主张腐败，国际上自由派经济学是反腐败的。他们说要好资本主义不要坏资本主义。杨小凯就说这个。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了南美南亚国家长期不能治理腐败，最后腐败就成为国民的一种文化了，成为习惯了。成为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国际上腐败的研究文献特别多。
第二，如何把不公正博弈的结果与腐败相区分，如何界定权力滥用，在社会群体和多数人参加的社会活动中是否就不会腐败，严格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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