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精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人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性』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而没有劣等的民族。
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府』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性』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乱』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性』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考察华夏历史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萧宸有时候会思索，从郑老在92年再次拨正华夏社会走向的历史事实来看：若天假以年，郑老能头脑清醒的再活20年，他是不是会把政治改革予以重新启动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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