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作出判断，并不是要听你们把局势无限地复杂化。先生们，我们谁都知道华夏局势的复杂程度，谁都知道这样一个对我们西方民主制度心存敌视而又强大的权力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麻烦……但是请注意，先生们，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你们给出分析，但不是无限地把这些东西理论化。――结论，给我结论！”
他再次强调：“我需要的是，美国『政府』需要的是……弱点，他们的弱点！别说那些没用的废话！”
高瘦白人朝在场的七八名高层无所谓地耸耸肩：“ok，先生们，那么，我给出我们wisdom公司的华夏社会调查权谋调查报告的初步结论之一。”
“嗯哼，很好，就是这样，道格拉斯先生，您需要做的就是给我们结论。”那位白人高层点点头，满意地说道。
“先生们，我们的结论是：在那次起事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华夏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华夏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几位高层对望一眼，先前说话的那位白人高层微微点头：“请继续，道格拉斯先生。”
“事实上，人民与权力之间这种狡猾的博弈，就是80年代末之后华夏权谋的核心内容。看上去，这个统治游戏似乎天衣无缝，80年代之后的华夏权谋实践更从经验上对此加以证明。但稍做推理，人们就容易察觉这个游戏赖以维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须不断地提供财富增量以满足人民的财富欲念，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有能力不断‘将馅饼做大’――这可以说是80年代末之后，华夏官民之间，各阶层之间达成的惟一共识。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华夏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华夏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就是80年代末之后，华夏权谋相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一点，华夏的执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于这种清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与此同义的诸如‘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口号，在90年之后不仅被奉为执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权谋领袖们极其顽强的强调。如果说90年之前，‘发展’还是华夏党人的一种执政理想或者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在90年之后，‘发展’则成为权力得以生存、游戏得以维持的一种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对此，以直率着称的华夏总理洪定邦曾经做过非常形象的诠释。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在1993年华夏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洪定邦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洪定邦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华夏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以这个角度观察，90年代后期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趋于衰竭之后，华夏执政者不惜代价、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狂热，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了。因为游戏的主导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华夏执政者那里，发展，不再是一种出自人民的普遍价值，而是维系权力生存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发展’这一概念在1990年代后期的异化悲剧。我们丝毫不会怀疑的是，这个执政思维在今后可能到来的顾挽澜时代，将会得到了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过是用顾挽澜的嘴再讲了一次郑南巡的话，可见其深入骨髓的程度。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华夏的gdp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之前说话的那位白人顿时皱起眉头：“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等到华夏的发展动能自动衰竭，到那个时候，这个强大的对手才会自然而然地倒下――就如同苏联一样？”
高瘦地道格拉斯微微笑了起来：“大致类似，但也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请讲，道格拉斯先生。”
“愿意效劳。”道格拉斯微笑起来，再次开始他的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