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上给了我们更大的权限来从各项制度上保障各个企业的稳步改制，同时也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更多的优惠……举个例子，譬如一些被国家定为应该在地方『政府』指导下进行破产、改制、重组等，现在我们有了这两个文件的政策保证，就能更好地将这些企业在有章可循的基础上进行破产改制，改制之后如果变成民营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又能享受省委1号文件给予的优惠待遇，这样的话对于这家企业的涅槃重生就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从整体而言，这个好处是很明显的，对于我们在国有不良资产的处理上、私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上，都有莫大的好处。”萧宸对于这些经济上的东西，那是随口就来的。
“哦……对，市长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看的……那坏处呢？”王文华毫不犹豫地做了“所见略同”的英雄。
“坏处就是，有些国有企业，本来我们是很有可能救得活的，但现在被宣判了死刑，并且要求立即执行，连缓刑期都没有。”萧宸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有些叹气。他感到自己这个市长还是做得太迟了，鼎清区他救活了一批企业，还造就了至少三个明星企业，但从他到市『政府』做常务副市长以来，却只是将几个虽然濒临倒闭但其实“病”得不算太重的市管企业救活过来，还有一些几乎“病入膏肓”的市管企业和更多的县管企业萧宸还没能使上力，而这些企业他却有不少已经亲自做出过分析或者责令下面的人对他们做出过分析，其中有至少一半的企业，萧宸觉得是可以抢救回来的——但现在他们却被宣布枪毙了。
“那些企业，病入膏肓，怎么救得活？根子都烂掉了，我倒是觉得它们被宣判死刑是好事，我们正好可以腾出手来，把力气花在省委1号文件所提到的扶植私有企业的工作上来。市长啊，私有企业的活力，国有企业是不能比的啊。”王文华有些语重心长地道。
这话从绝大部分层面上来说的确如此，但萧宸却皱起了眉头。国有企业的钱是谁的钱？是国家的钱、广大人民群众的钱，作为一个市委支书，国有企业破产你非但不觉得心疼，不觉得内疚，反而为之庆幸，不论怎么讲，萧宸都觉得有些像白眼狼。
“话虽如此，国有企业的一些作用，也是私营企业所不能替代的啊。”萧宸没有直接反驳，只是提出一点“异议”，或者说只算“补充意见”。毕竟现在市委和『政府』双方的关系还算和谐，如果能继续和谐下去，萧宸倒也是愿意看见的，没必要弄得太僵。
而王文华在那边听了萧宸这话，就免不了有别的想法。他心里一突：萧老可是保守派领袖，他的孙儿肯定要继承爷爷的衣钵思想的，难怪我说国有企业不好萧宸会有意见。
王文华并不怕萧宸，而是担心萧宸这番话是秉承着萧老的思想的，倘若如此，则他肯定是毫无胜算的。当然他并不知道萧宸非但不反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反而十分乐意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实际上萧宸只是觉得一些国有企业在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的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譬如赈灾时候紧急调动大批粮食和救援物资，那些粮食和各类物资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直接从国库、从相关国有企业里面直接拖运出来的？难道你私有企业会让『政府』开车到你家仓库拖你的东西去赈灾？所以萧宸始终觉得，一些国有企业虽然平时看起来“有些讨厌”或者经常挨骂，但在国家和民族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却有可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要说萧宸秉承萧老的经济思想衣钵，这话倒也不算过分。萧宸是愿意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因为萧老虽然被外媒称之为保守派，但却在很早就提出过一个指导思想：“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也就是说：不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搞活经济的手段，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计划，让国民经济不至于走入歧途；市场，让计划不至于僵硬死板。
对于这个问题，萧宸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向爷爷请教过。
作为大学时代报持“怀疑一切”心态的萧宸，他的问题其实有些尖锐：“为什么市场在国外都是自由的，而在我国就必须和计划结合在一起？”
萧老的回答一开始很简单：“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脱离了计划的指导，我国的市场机制便不能顺利地运行。”
然而萧宸不服气，在当时的他看来，这话等于没说。
在拿出小孙子的黏劲跟萧老纠缠了老半天之后，坐在池塘边钓鱼的萧老终于开口了，他讲了三个原因。萧老随口讲出来的话，随意『性』比较大，但萧宸却是很认真的听的，所以听完之后他重新做了比较书面化的表述，并在那一年的作业论文中提到了这三点，让其教授颇为惊讶——教授并不认识萧宸是谁。
第一，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这些硬件包括通讯设备、交通工具、港口码头、市场设施等基本建设项目，而这些主要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硬件，又是为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所必需的。为什么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需要这些硬件？
权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市场机制依靠价值规律来发生作用。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时，商品的供给大于其需求；这时，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得不到平均利润，甚至蒙受亏损。于是，竞争会迫使一部分资源流出该部门，从而减少它的供给量。最终，该部门的供求趋于相等，价格和价值趋于一致。当某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时，需求大于其供给；这时，该部门的企业便会得到大于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于是，竞争迫使一部分资源流入该部门，从而增加该部门的供给量。最终，该部门的供求又趋于相等，价格和价值又趋于一致。可以看到，通过价格和价值的一致和背离，价值规律可以按照社会需要来调节资源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使各个部门的供求相等，从而使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能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由此可见，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取决于它是否能对价格信号作出迅速的反应，而对价格信号能否作出迅速反应，又依赖于是否具备足够的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属于基建项目的设施。然而，正如在上面所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设施是相对欠缺的。例如，我国和美国的国土疆域大致相似，然而，横贯东西边境的铁路干线，我国没有一条(此时x藏线还没通)，而美国却有五条之多。
由于基本建设项目往往要求巨额的资金和冗长资金回收期限，所以一般私人很少有兴建的意图，从而必须纳入于国家的建设计划之中，由国家建造。即使崇尚私人经营的西方学者也承认，基本建设属于“公共物品”，只有国家才有兴建的动机。正是出于基本建设相对缺乏的考虑，我国的市场机制的引入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出现不良的后果。例如，在最近一段时期，我国流通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交通和通讯设施等基建项目的不足。
第二，由于我国在过去的长时期中实施集中的计划经济，所以我国目前也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软件；这些软件包括商务法律、企业管制条例、行业的成规、群众的市场意识等与上层建筑有关的事物，而这些事物的欠缺又使市场机制难以顺利运行。
上层建筑必须为其经济基础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所引入的作为部分经济基础的市场机制，必须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在市场机制中，经济活动主要依靠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而契约的缔结和履行的成功与否，又取决于是否存在着完备的监督、管理和强制执行契约的法律条例规定。由于法律条例规定不可能照顾到涉及契约缔结和履行的所有方面的一切细枝末节，所以除了法律条例规定之外，还需行业成规和群众的市场意识作为补充。在体制改革以前，长期实施集中计划的我国几乎不存在这种与上层建筑有关的事物，而在引入市场机制以后，由于意识落后于存在，这些事物不可能立即出现，必须假以时日才能逐渐形成。因此，在必要的软件具备之前，市场机制无法顺利运行。例如，“欠债要还”是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最基本的法律条例规定和市场意识，然而，缺乏这种最起码的软件却给我国带来了“三角债”的问题，以致给我国的经济运行造成困难，甚至由国家出面也难以解决。这一事例所表明的软件的必要『性』已经在世界的范围上为经济学者所承认。可以看到，在市场机制应有的软件得以具备以前，计划经济必须发挥指导的作用。
第三，除了缺乏足够的硬件和软件以外，作为我国独特情况的人口压力也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只能在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运行。
我国的人口居于世界各国的首位，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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