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华夏改革年代的权谋斗争，实际是上述四种权谋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权谋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权谋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结果是“四人帮”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那么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至于第四种选择的力量，它们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起事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华夏国内的权谋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权谋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也许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但现在他们并无多少发言权。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治力量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权谋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权谋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权谋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郑南巡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萧飞代表的第二种选择。——权谋斗争是必然存在的，而其对于国家而言，有理智的权谋斗争未必是坏事。
萧飞是一位老运动家，在1931年的华共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委员，同年9月成立的华共临时权谋局时，他就是权谋局委员。1935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1937年11月同黄明、汤生等一起回到延安。他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在建国之初，领导人排名中，萧飞的排名是第五位，仅次于当初的“四大支书”，萧飞的排名甚至在后来叛变的林副帅和郑南巡同志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萧飞出来收拾局面，『毛』先生曾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来称赞萧飞。在『毛』先生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先总理周先生同时被批。拥护先总理周先生的都也拥护萧飞。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萧飞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权谋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这也是后来被外国媒体形容为“隐峰”的主要原因。
郑南巡在华夏党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权谋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郑南巡和萧飞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华夏改革年代的权谋力量呈两峰状态。由于郑南巡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但也有限。以至于外国媒体经常说华夏的情况是这样：有事情，郑南巡决定怎么办，但萧飞如果不同意，这事情就办不了。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抉择权，一个否决权。”而这两个“权”的不同，其实也说明这二老为人处事的不同。
郑南巡和萧飞的风格确实差别很大。郑南巡是军队里杀出来的铁腕人物，而萧飞久居，常以中庸取人。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萧飞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郑南巡主张枪毙江夫人和张某人，萧飞却说：“我不同意杀，如果同志们投票之后决议要杀，我服从党的决议，但我这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请记下这么一句：萧飞同志反对。”——结果真没杀。
八十年代末的起事之后，中顾委批判四位老人，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萧飞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实际上萧飞从根本上来说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装左的内核。他和郑老的斗争中，常以柔克刚。从积极方面看，在华夏这种高度集权的权谋体制下，两峰权谋比一峰权谋好。有萧飞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郑南巡权力的无限制扩张。
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郑南巡的队伍中有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萧飞的队伍中有大批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如果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萧系阵线和郑系阵线。那么萧系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郑系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词，都没有褒贬之意。
郑系阵线和萧系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华夏原有的权谋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先生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赵先生按郑南巡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不改变华夏现有的权谋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百多年前华夏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剌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个是要坚持党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得不碰撞。华夏的改革过程，就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郑系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萧系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萧郑两个阵线有分歧。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例如，萧系阵线在攻击郑系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郑系的阵线在攻击萧系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萧系阵线如果认为郑系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
两峰权谋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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