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宸摆手示意他讲，他便清了清嗓子，道：“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即要使城市整洁有序，又要使城市群众生活方便，需要城市管理对此进行统筹兼顾。而目前，法律法规赋予城市管理对摊贩的执法方式包括劝阻制止、罚款和暂扣物品。在实际如果你劝阻他不听，你罚款他不缴，你扣物品他不给，那么在法律的渠道里面真的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最后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城市管理和其他的强力执法部门最大区别。正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简单化，也就造成城市管理队员可供执法的手段过于简单，但城市管理执法又必需依法办事，因此往往对违法行为采取‘运动战’、‘大兵压镇’的方式进行。如此往复，虽能短暂地解决城市问题，往往无法形成长效地管理机制，更不能从源头上予以防治，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运动战’、‘大兵压镇’的做法又很容易给人留下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以多欺少的印象，就容易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一旦发生摊贩和城市管理的冲突，不明真相的群众往往是站在摊贩的一边对城市管理群起而攻之，陷城市管理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客观上等于鼓动摊贩以过激的方式对抗城市管理。更有惟恐天下不『乱』之人趁机煽动扩大事态，严重损害了城市管理的公众形象和执法地位。”
萧宸默然，没有说话，对这话他没法反驳，当然他本来可以例举城市管理粗暴执法的许多事实，但是作为常务副市长，他需要的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遏制这种情况的蔓延，光是今天过来骂一顿城市管理局的人，这不解决问题，他根本不打算这么做，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为民做主的好官”，这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虚伪。
其实萧宸也觉得，现行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是造成城市管理工作只能‘以暴制暴’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国家法律的制定，萧宸自问说不上话，但这一次他却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倘若明年下次自己还能有机会成为全国委员，就一定要对此做一个提案，无论结局如何，自己也总能问心无愧，因为自己没有白吃人民群众给的俸禄。
一位副局长则道：“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宣传问题。这个问题，一是我们的传统教育缺乏自觉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内容；二是城市管理执法自身的宣传工作不到位，没有很好地将宣传与日常工作进行融合，宣传只管宣传，执法只管执法，两者脱节，同时与媒体、群众缺少沟通，存在隔阂。三是部分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谋取私利，不负责的扩大事实，断章取义，大肆渲染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致使城市管理的形象和口碑在国人心目中大打折扣。还有不明事理的人，趁机对城市管理人员进行妖魔化，激起民愤。”
萧宸对这一点倒是点了点头：“宣传教育工作的不到位，的确是增加了城市管理执法的阻力。这一点，我会亲自跟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的徐主任联系，商讨一下办法。”
其实朗柳在今年城市管理准备干好的三件事中，最大的亮点当数马路摊点“禁改限”。解禁路边摊不仅可以给小摊贩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可以兼顾城市低收入群体有选择『性』地享受差异化服务，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从而打造和谐、宜居城市。接下来的问题是，“禁改限”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能否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其中的门槛到底有多高，会否对小摊贩构成新的障碍？可以想象，只要条件允许，多数小摊贩都会乐于守法经营，毕竟，没有谁会愿意偷偷『摸』『摸』地在城市里“打游击”。如此一来，何愁文明执法的目标不能得以实现呢？
强调文明执法的过程固然重要，为小摊贩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更加重要。可资例证的是，去年年初，某地城市管理要求文明执法前先敬个礼，可往往没等城市管理靠近，小摊贩早已一哄而散。这样的结果其实不难理解――尽管满面笑容，只要是奔着夺取人家的饭碗而去，矛盾几乎在所难免。由此看来，文明执法的关键首先在于城市管理能否真正和小摊贩和谐相处。
萧宸心里，开始琢磨起一个构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