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国企改革基本上是在经济学家理论指导下推进的，经济学是一个没有价值判断的学科，法学家又缺位，法律缺位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改革过程中因过分考虑效率而极端抹杀公平的现象出现。当国企改革进入到产权领域时，法律缺位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祥林省纪委书记杨宗宇说道。
看见众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萧宸知道，这是他做出回应的时候了，作为法律和经济“双修”的领导，这个时候他发言正是恰如其分。
“从法学上讨论某一问题首先必须将讨论的概念定义清楚，否则就会是各说各话。今天社会上广泛讨论的国有资产实际上是一个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现实中人们谈到国有资产往往是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财产，甚至仅仅是有形财产，如土地、厂房、金钱等。然而，从法律上讲，国有资产的内容比现实中人们的理解要广泛得多，既包括国有企业华夏家所有的财产，此为经营性国有资产，又包括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河流、矿山、土地、滩涂、海洋等资源性国有资产以及行政事业单位中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此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既包括由国家享有的自物权内容，又包括由国家享有的他物权内容、无形财产权内容等；既包括公司制的国有独资公司中的国有资产，也包括大量非公司制的国有企业中的国资产。现实中人们理解的国有资产实际上仅局限于法律上的自物权领域，而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无形财产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往往是人们所忽视的。今天我们感觉很严重的问题是国企改革过程华夏有资产存在大量流失，但是不是仅仅是自物权领域的国有资产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呢？”
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之后，萧宸放下手中的高脚杯，说：“经营性国有资产包括金融性国有资产和非金融性国有资产，前者是指存在于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后者是指存在于非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资产。从法律角度看，这些资产属于民法上物权的客体，而物权仅仅是财产权的一部分。现实中人们谈论的国有资产又往往局限于非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资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比如国资委监督管理的国有资产仅限于中央级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也就是资源性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与我们当前的国企改革似乎不相干，然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有可能要向经营性国有资产转换。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源性国有资产要被开发利用，这时它就会变成经营性国有资产。一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进入经营领域。例如今年5月上市公司st祥轻工的7家股东将合计持有的5016.88万股法人股，协议转让给新世纪教育发展公司，而新世纪公司几家主要股东中，潇南湘西大学持股98%，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持股１%。湘西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而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直属的教育政策法规研究机构。目前在很多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转换为经营性的资产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界定，一直依靠的是一种随机性、政策性治理方式，而不是法律治理的方式。”
他说到这里，几位巨头都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但他却是面sè平静而淡然，继续解释道：“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指的是在对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开发利用而产生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如土地的开发权、矿产的开采权、海洋的捕鱼权、某些领域国有资产的特许权。国有资产如果仅仅停留在自物权领域，不经开发利用，不可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因此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有资产中应该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是，目前我们对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关注极少，没有进行专门的评估，很少有人去考察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的状况。
无形财产权性质的国有资产主要包括由国家所有的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以及企业名称权、字号权等商业信誉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财产上的利益。有形财产易于识别也易于评估，因而比较受重视，而无形财产由于较难识别，也较难评估，因而容易被忽视。无形财产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有资产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然而现实中尤其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无形国有资产的界定与评估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最容易流失的。正因如此，才会引起郎教授对海尔投资如何获得海尔商标所有权的质问。
我们讨论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问题，首先必须将国企改革中涉及到的国有资产界定清楚，然后才有一个基础去讨论其流失的问题，也才有可能制定出针对各种不同性质的国有产权的法律保护措施。通过法律上的界定，我们发现目前引起人们巨大担忧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实际上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国有资产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基本还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郎教授为我们的国企改革敲响了一记警钟，我们不能再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而不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了。”
萧宸提到的郎教授敲警钟的事，按照他自己的记忆，应该出现在04年，但不知为何，在这个时空中，却是在03年下半年就出现了，提早了近一年时间。他有时候琢磨，该不会自己一只小蝴蝶居然让华夏的历史发展得快了一年吧？想来自己应该还没有这样大的能量才是，这次……许是一次意外？
萧宸在法律问题上，相比几位巨头，算是专家级的了，众人自然都点头表示同意，附和了一番之后，却是侯东往提问了：“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了hún合所有制这个概念，萧宸啊，咱们这只有你是中央的，尤其是还主管咱们东三省，今天这里也没外人，你给咱们lù个底？”
他这么一说，众人自然都表示同意，萧宸倒也不矫情，说道：“我们知道，hún合所有制尤其是其中的股份制，以其完备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良好的经济效益，正成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我以为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他环视了众位一眼，说：“这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hún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以说，这是对以往在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方向上的肯定。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有三重内涵：一是多元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就社会层面而言的，其含义是指公有制经济和sī有制经济在同一社会形态中并存，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共同发展。二是经济运行机制上的hún合的经济体制。其含义是指在资源配置上，既非单纯的市场机制，也非单纯的计划机制，而是在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又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与市场各有侧重，共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三是hún合的资产组织形式。这是就企业层面而言的，它指的是在一个联合体内，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劳动和资本等原生的所有制形式通过一定的资产组织形式，hún合为一种次生的所有制形式，如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联营经济等。”
说法律的时候，基本没人能chā话，但说到国企改革本身，诸位领导可都是有研究的，李正锋就最先反应过来：“我同意萧主任的意见，就上述三重内涵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企业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尤其是国有企业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是前两者能够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传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产权主体单一的国有制，而hún合所有制则有多个出资人，其企业股权是一种hún合状态，也即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hún合所有制形式。当今，它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相当有生命力。在我国，当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后，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些企业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使之变成较复杂的hún合所有制形式。”
侯东往也不甘示弱，笑着说：“说得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为hún合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联营经济等hún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hún合型经济增势强劲。以公有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京城市为例，据统计，1999年，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hún合所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6%，比1995年提高5.2个百分点，年均增速为31.5%，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1.7%，比1996年提高17.7个百分点。截止2001年底，全市股份制企业达3589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达14473家，联营企业1125户。在工业增加值中，股份制经济工业增加值为80.27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1358亿元，大大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平均数。”
侯省长发言了，龙江的张省长自然也不能落下，立刻跟着他的话锋说道：“不错，有学者把这种以股份制为主的hún合所有制称之为新公有制或新国企。不论怎样称呼，hún合所有制尤其是其中的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以其完备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正成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
萧宸微微笑着，伸出一根手指：“首先，ún合所有制企业既不同于传统的国企，也因为国有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而与sī营企业有本质区别。换言之，它们既保持了国有的基本性质，但又不排斥非国有的东西，其运营又能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这正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企业内部的最好结合。未来5-10年，hún合所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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