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启明三年并非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但也称不上什么大灾之年。
二月的时候，雨水比往年要少一些，导致田野里有些干旱，需要农人多挑些水来缓解；三月的时候，螟蛉如期而至，他们便守在田里翻土捉虫；四月的时候，又开始不时大雨，农人就要提前疏通水渠。虽然有些辛苦，但大部分的年景就是这样，虽然不是事事如意，但只要努力耕作，总还是能够有所收获。
其实这样就挺好了，士子们追求的清闲生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农人的生活也差不多如此。若是只用专心于陇亩间的事务，有付出就有收获，些许劳作算不上什么，这就是老庄眼中的太平景象。
可人世的悲哀就在于此，不只是农人，既然是人，就总要面对不期而至的意外。这其中不仅包括有天灾，还要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龃龉，它们同样无法预测，且让人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近来醴陵令杜弢对此可谓是深有感触。
杜弢乃是成都人，年岁堪堪二十八，其曾祖乃是前蜀汉太常杜琼，其祖乃州别驾从事杜桢，其父乃略阳护军杜眕，可谓是蜀中名门。家学渊源下，他勤奋好学，又颇有天分，十数年兼修文武，才华闻名州内，为当时的益州刺史赵廞推举为秀才，经洛阳考核，名列第一。
蜀中的秀才并不多，杜弢又如此优异，按理来说，他就算不能举为灼然二品，也该平步青云。可杜弢的运气不佳，他赶赴洛阳时，正值孙秀执掌朝政期间，天下又兴起讨赵大事。孙秀本打算拔擢他为尚书郎，但杜弢看出孙秀执政无端，不得民心，恐难以长久，恰好其父杜眕病逝，他当即就以服丧为由返回蜀中避祸。
也不知是不是此时孙秀给杜弢下了咒，从此杜弢就很少顺心过。
他刚辞官返乡不到半年，先是撞上了赵廞之乱，接着又是李庠李特之乱。几方都想拉拢杜弢，可孙秀都留不下杜弢，杜弢哪里会选择这些乱臣贼子？于是坚决推辞不行。待罗尚前往益州刺史，他便想投奔罗尚，孰料罗尚却嫉妒他的才能，竟不予选用。
无奈之下，杜弢只好率众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到荆州避祸，然后他又撞上了李辰刘尼之乱。当时复汉军横扫大江南北，一度将他裹挟进乱军之中，想逃都无路可逃。等到一年后陶侃率部追剿湘州，这才又重得自由。但从此杜弢身上多了一份从贼的印记，因此就愈发不可能得到重用了。
好在杜弢到底是有才学，在荆州交游一载之后，南平太守应詹欣赏他，还是将他推举给荆州刺史刘弘，刘弘便暂且让他当醴陵令，这才有了一个正经官职。
以杜弢的才学与乡状，区区一个县令，肯定算是低就了。而且他在荆州没有人脉，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从此也不可能。不过杜弢倒是想得开，他没有太大的野心，身处乱世，许多人都丧失了性命，他不仅得以保全，还有一份官身在，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于是接下来的几年，杜弢没有再辞官或者活动，就安心在醴陵治政。因他出身巴蜀，又卓有才能，在当地威望很高，许多巴蜀流民都来投奔他。在刘弘的支持下，杜弢在此处的经营很见成效，湘州有近十六万流民，其中有三万就聚集在醴陵县。
能有这番成绩，杜弢其实很不容易。
他身为外来人，并不得当地大族的支持。但为了让流民能够生存，他不得不与醴陵的乡望一一协商，受尽了冷脸，方才讨来千亩土地，这显然是杯水车薪。于是他便将自己的俸田全拿出来，先供流民们救急，然后亲自下地，带领蜀人们梳理水渠，在深山老林里开垦荒地。
好在醴陵偏僻，总是不缺荒地，杜弢扎根于沩山与钟鼓山，一连过了两年节衣缩食的日子。他每日穿着短褐麻衣，饮食不过豆藿竹笋，梳理水渠，围堰造田，手足的老茧结了掉，掉了又结，最后终于开辟有上万亩田地。到这个时候，杜弢虽然还很年轻，但看起来已经颇为老成，好似三四十的中年人了。
垦田并非是惟一的挑战，醴陵的流民到底是少数，饥饿之下，大部分的流民都坚持不住。他们不愿意踏踏实实地耕种，便经常有人钻进当地豪族的庄园盗窃，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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